荣格医生致罗伊医生（1913年2月18日）
638 我只能同意您认为精神分析文献中混乱盛行的这一观点。就在这个时候，在对精神分析效果的理论评价中发展起了不同的观点，更不用说存在着许多分析师个体间的乖离了。与弗洛伊德的几乎是彻底的因果观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展起了似乎跟弗洛伊德截然相反的阿德勒的纯粹目的论的观点，尽管在实际上它是弗洛伊德理论的一个基本补充。考虑到这两种立场，我宁愿持一种折中路线。当您考虑到精神分析的最终问题是多么困难的时候，其上流行着如此大的分歧就一点也不令人奇怪了。详细说来，精神分析的治疗效果问题是与所有最困难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已然获得了最终的确定性之后，那么这个问题就会着实令人奇怪了。
639 斯特克尔的评论是非常典型的。他所说的关于对分析师爱慕的说法显然是正确的，但这仅仅是一个事实陈述，而不是分析治疗的目标或指导性原则。假如它是分析的目标的话，那么不仅许多案例的真实治愈将是可能的，而且许多可能会导致的错误也可以被避免掉。治疗的目标应该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教育患者，即患者将为了自身的利益并通过他自己的决定而康复起来，而不是为了分析师获得某种好处——尽管从治疗的立场上来看，这显然是荒谬的，即患者由于仅仅想要顺应其分析师的倾向而变得康复起来。患者应当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这就足够了。这不是我们开给患者以通过什么方式来康复的药方。在我看来（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如果患者被迫从对分析师的爱中获得益处，那么这自然是对暗示影响力的一种非法使用。这种威压有时会带来怀恨的报复。“你必须而且将会被拯救”的态度在神经症治疗中受到的欢迎不比在生活中其他方面受到的欢迎更多。除此之外，它还与分析治疗的原则相矛盾，因为该原则避免了所有的威压，并试图让每种东西从内部成长起来。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我并不反对一般意义上的暗示影响活动，而只是反对其可疑的动机。如果分析师要求其患者去爱分析师才会获得康复，那么，患者会很容易依赖于医患间的相互服务，并毫无疑问地会试图去从中索取更多。我只能够对任何这样的医疗实践做出一个警告。一种更为强烈的康复的动机——也是一种更为健康的、在伦理上更有价值的动机——是患者对真实情况的全盘洞察、他对事物如何以及它们应当如何的认识。如果患者胜任此任务的话，那他就会认识到，他几乎不能够继续陷在神经症的泥沼中。
640 我对分析师个性的治愈效果做了评论，您对此评论所做的解释我不能同意。我写道[9]，分析师的个性有一种治愈效果，这是因为患者领会到了分析师的个性，而不是因为他从对分析师的爱中得到益处。分析师不能阻止患者开始向着他自己所表现出来的冲突那样去表现，这是因为，对神经症患者而言，没有什么比移情更妙的事情了。而且，每一种强烈的移情也都会起着同样的作用。如果分析师让自己以亲切的态度对待患者，那么他就只是收买了大量的阻抗，而这些阻抗是患者应当去克服的，也的确是分析师必须在后面要加以克服的。因此，通过这种技巧是得不到什么东西的，至多是分析的开始阶段对患者而言会容易一些。尽管在某些案例中，不使用这种技巧的话情况就并非如此。在视野中并没有什么诱人的目标的情况下，要不得不爬着穿越带刺铁丝网的栅栏，这将会被证明是一种意志的苦行力量，您既不能指望普通人具有这种力量，也不能指望神经症患者具有这种力量。甚至道德要求设置得非常高的基督教，也没有轻蔑地把追求作为俗世努力的目标与奖品的天国悬在我们面前。在我看来，分析师有权利谈论从分析的热情中得到的益处。只有一点，他不能通过暗示或承诺来把他自己或他的友谊描绘成奖品，除非他是严肃地下定决心这么做的。
641 至于您对我关于精神分析的尝试性定义的批评，必须得留意：当一头凶恶的公牛在舒适的谷底路上等着您的时候，那么处于陡峭山峰上的路就是一条最低限度的阻抗线。换句话说，最低限度的阻抗线是所有可能会发生事情的折中的结果，而不只是与懒惰折中的结果。认为最低限度的阻抗线与惯性线路相一致（那是当我们在学校拉丁语训练课上混日子时所认为的），这是一种偏见。懒惰仅仅是一种暂时的好处，它所导致的后果是会陷于最坏的阻抗。因此，懒惰在大体上并不与最低限度的阻抗线相一致。生命也不会沿着最低限度的阻抗线，即也不是与对自私欲望的坚定追逐相同义的。任何像这样活着的人很快就会悲哀地认识到，他并不是在沿着最低限度的阻抗线，这是因为人也是一种社会的存在，而并非像某些人所伪称的那样仅仅具有利己本能。这一点，您可以在原始人与家畜身上很好地看到，这两者都拥有发展得很好的社会感。倘若没有这样一种功能，那么兽群就根本不会存在。人作为一种群体动物，也决不会以任何方式服从于外部强加的法律；他会把存在于自身之内的先天性社会冲动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必然性。在这里，正如您所看到的那样，我坚定地把自己置于某些观点的反面——这些观点在我看来是完全未被证明为正确的，而它们在精神分析学派内部则处处被加以宣扬。
642 因此，最低限度的阻抗线当然并不意味着避免痛苦，甚至也不意味着痛苦与快乐的恰好平衡。痛苦的活动自身只能导致疲惫衰竭。一个人必须能够享受生活，否则生命的努力就不值得了。
643 患者的生活在将来应被引向何方，这不是我们所能判断的。我们决不能去设想我们会比患者自己的本性知道得更多，否则我们自己就会被证明为是最坏的那种教育者（蒙台梭利学派也持具相似性质的根本性观点[10]）。精神分析只是一种移去挡在发展之路上的石头的方法，而不是一种（就像催眠术经常宣称的那样）把患者原本不具有的东西塞给患者的方法。最好杜绝任何指引方向的尝试，而仅仅简单地把分析所揭示出来的任何东西加以舒缓，这样，才可使得患者清楚地看到它并能够做出合适的决定。任何东西，如果不是由他自己所得到的，那他就不会对之长久相信；而从权威那里得来的东西，则只能使他停留在幼儿期状态。他应该被置于一种可以处理他自己生活的情形中。分析的艺术就在于：跟着患者走过他所有的错误之路，并把他的迷途之羊聚集到一起。以一种预先规划好的系统来运行这套程序，我们就可以搞出分析的最佳效果。因此，我必须得牢牢坚持您所反对的这个句子：“分析师这方面所进行的任何干扰，在技术上完全是错误的。所谓的偶然性就是精神分析的法则与秩序。”
644 正如您一定会知道的那样，我们仍然不能够放弃这种迂腐的偏见：想去修正自然，并把我们有限的“真理”强加于自然。然而，在对神经症的治疗中，我们遇到了如此多的奇奇怪怪的、未曾预料到也不可预料到的经验，在这些地方，我们要知悉更多并要能描述这条路的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迂回之路，甚至错误之路都是必须要去经历的。如果您否认这一点，您必须也得否认历史错误的必然性。那是学究式人物看待世界的眼光，这种态度在精神分析中并没有好处。
645 至于分析师在多大程度上对患者造成无意暗示，这个问题是很难对付的。显然无意暗示在实际上比精神分析迄今所承认的要起着远为重要的作用。经验让我确信，患者很快就能开始使用从精神分析中获得的观念，就像也出现在他们的梦中一样。您从斯特克尔的书《梦的语言》（Die Sprache des Traumes）中获得许多此类的印象。有一次，我获得了一个很有教益的经验：一位非常聪明的女士从一开始就有一段很长时期的移情幻想，这一幻想是以常见的色情伪装显现的。不过这名女士完全拒绝承认这些幻想的存在。自然地，她被她的梦境出卖了，然而在她的梦境中，我这个人总是隐藏在其他人物的背后，总是很难辨认出来。在做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样的梦之后，我最后做了这样的评论：“因此啊，您看吧，事情总是这样的，您实际上梦见的那个人是被显梦中的其他人所替代并伪装的。”直到那时，她还固执地否认这一伪装机制。但这一次，她不能再去逃避它了，只好接受我的工作法则——但只是对我耍了个小花招。第二天，她给我带来了一个梦，在这个梦中，她跟我出现在一个显而易见的淫荡场景中。我自然感到非常困惑，并去思考我的工作法则。她对该梦的第一个联想是有敌意的问题：“您实际上梦见的那个人是被显梦中的其他人所替代并伪装的，这一点总是真的，难道不是吗？”
646 很明显，她使用了她的经验来找到了一个保护性套式，她可以通过这一套式来公开地以一种非常清白的方式表述她的幻想。
647 这个例子立刻表明，患者是怎样使用那些他们从分析中所获得的洞见的。他们是为了象征化而使用它们的。倘若您相信固定不变的象征符号，那么您就掉在自己织就的网里了。这一点已在不止一个精神分析师那儿发生过了。因此，试图以任何分析中出现的梦去例示任何特殊的理论，那是一件谬误而又危险的事情。证据只能来自完全未受影响的人的梦中。在这样的一些情形中，我们将不得不至多排除掉心灵感应术的读心术（telepathic thought-reading）。但如果您承认这种可能性的话，您将会不得不把许多其他事情加以严格审查，包括法院的判决。
648 尽管我们必须得把全部精力集中于暗示疗法的基本要素上，但我们不应当走得太远。患者不是一只空的口袋，在其中可以装入我们想装的任何东西；患者自身携带着他自己的特定内容，这些内容顽固地阻抗着暗示，并且一次次地将它们自身推向前台。分析式的“暗示”只会扭曲表达方式而不会扭曲内容，正如我无数次地所看到的那样。表达会没有限制地变化自身，但内容是固定的，并只能在最后才会被了解，这样就会带来困难。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暗示式治疗无论如何都将是最有效的、最有益的、最容易的治疗方法，是一种真正的万能药。不幸的是，它并非如此，正如每一位诚实的催眠师所乐意承认的那样。
649 回到您的这个问题上来，即是否患者可能会欺骗性地使用——可能是无意识地——他的表达模式来欺骗分析师，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分析师必须运用起所有可能的注意力与自我批评，以免自己受到患者的梦的误导。有人会说，患者在梦中或多或少地会几乎不变地使用从分析师那儿学来的表达模式。早先梦境中对象征的解释本身将会再一次地作为新的象征运用于后面的梦境中。比如，经常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早先梦境中以象征形式出现的性的事情，将会“不加伪装地”出现在后面的梦境中——再一次提请注意，是以象征形式——是作为对潜伏在它们后面的不同性质观念的可被分析的表达方式而出现的。因此，并不罕见的那种乱伦同居的梦决不是一种“不加伪装的”内容，而是跟所有其他的梦一样，既富于鲜活的象征意味，又能够对之进行分析。如果您要效忠于神经症的性欲理论的话，那么您只能够得到这样一个矛盾的观念，即这样的一种梦是“不加伪装的”。
650 患者可能会通过有意的巧妙欺骗与虚假的表达来误导分析师或长或短一段时间，这是可能的，就像在其他分支的医学部门一样。但既然患者必须得为每一次欺骗或借口付出一次症状恶化的代价，那么他伤害得最深的就是他自己。欺骗是如此明显地对患者本人不利，以致患者几乎不可避免地得永久放弃这样一种进程。
651 至于分析的技巧，最好我们可以把它推迟到口头讨论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