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状况的病因学意义

373　　　我们越深入探讨幼儿发展的核心，就越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就像在幼儿期创伤那里一样，我们在那里很少能够发现任何有病因学意义的东西。即使带着最敏锐的眼光去搜寻他们各自的历史，我们也绝不可能发现为何生活在日耳曼土地上的人有这样一种命运，而高卢人的命运都是另外一种。在分析研究当中，我们越是远离明显的神经症阶段，我们就越不能期望发现真正的效力因（causa efficiens），因为我们越是回到过去，适应不良的动力就变得越来越无力。在构造一个将神经症溯源到遥远过去原因的理论时，我们首先得遵循患者的倾向，他们总是尽可能地引诱我们远离关键性的当下时刻。因为致病冲突的原因主要存在于当下时刻。这就好像一个国家根据过去来谴责其糟糕的政治状况；就好像19世纪的德国将其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与无能归因于罗马的压迫，而不是在现实的当下寻找造成其困难的原因。有效的原因主要存在于当下，并且只有在这里才存在着消除它们的可能性。

374　　精神分析学派的更大部分仍然在这样一个观点的魔咒的笼罩下，即幼儿性行为是神经症的必要条件。相信要找到决定神经症的幻想就必须把幼儿期历史翻个底朝天的人，不仅有纯粹出于科学目的而钻研儿童期的理论家，也有重实践的分析者。这完全是项不会有任何结果的统计！在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最重要的因素——也即当下的冲突及其要求——被他们所遗忘。在我们一直描述的这个案例中，如果我们在最早的儿童期寻找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任何导致癔症发作的动力。那些回忆只决定形式，而动力因素则来源于当下，仅对实际当下的意义的洞察就给出了真正的理解。

375　　　在这里这样说也许并非不合时宜，即我决不是因为数不清的误解而指责弗洛伊德个人。我非常了解，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弗洛伊德总是只发表暂时性的阐述，肯定不会赋予它们以永恒价值。但是同样肯定的是，有科学素养的大众倾向于从中弄出一个教义，一个一方盲目坚持而另一方激烈攻击的体系。我只能说，某些一般观点已经在弗洛伊德的全部著作中形成，对它们这两方面的态度都太过武断。这些观点已经导致了大量的、毫无疑问是不正确的严格公理，它们的存在在弗洛伊德本人的著作中找不到任何依据。我们知道，事物在新观念的创造者心里要远比在追随者心里更灵活和更有弹性。不拥有他那生生不息的创造力，并且用教条式的忠诚来弥补这一缺陷的人，与他们的对手一样，抱着死的文字不放，因为他们无法把握其活生生的内容。因此，我的言论更少针对弗洛伊德，我知道他在某种程度上认同神经症理论的最终走向，而更多的是针对他的大众的，他们还在继续争论他的观点。

376　　　根据上述说法，很清楚，只有当我们理解一个神经症历史中的每一个独立要素都服务于一个目的，我们才能获得对它的洞察。现在我们能够理解，为何我们的案例的先前历史当中的某一特定的要素是致病的，并且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何它被选作一个象征。通过退行概念，这一理论从儿童期经历的重要性的狭隘模式中被解放出来，并且现实冲突——在经验证明的基础上——要求隐含地属于它的重要性。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弗洛伊德本人正确地认识到，经验不允许我们专门到过去寻找神经症的原因，并在他的《性欲三论》中引入了退行的概念。这样，如果回忆主要是由于退行的激活而重新变得有效力这一点是真的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考虑，是否回忆的表面上的决定效应仅仅能够被追溯到力比多的退行。

377　　　正如大家已经听到的，弗洛伊德本人在《性欲三论》中给我们的理解是：神经症患者性欲幼稚症主要是由于退行。这一陈述应当受到比在这本书里多得多的重视（实际上，弗洛伊德确实在后期著作中给了它应有的重视）。关键是，力比多的退行在很大的程度上剥夺了儿童期经验的病因学意义。总之，无论如何在我们看来都显得非常奇怪的是：俄狄浦斯或埃勒克特拉情结会在神经症的形成过程中具有决定性影响，实际上这些情结存在于每个人，甚至是那些从来不认识父母而由养父母抚养大的人那里。我分析过这种类型的案例，并且发现乱伦情结在他们那里就像在其他患者那里具有同样的发展程度。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据，比起一个纯粹退行性幻想的形成，乱伦情结的现实性要少得多，由它所导致的冲突必定被归结到对幼儿态度的一个时间错位的固守，而不是一个真实的乱伦意愿，后者只是退行性幻想的一个幌子。从这个角度看，只有当儿童期经历被力比多的退行变得有意义时，它们对神经症才是有意义的。它的必然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为这样一个事实所证明，即既非幼儿性创伤也非存在于每个人那里的乱伦情结导致了癔症。只有当乱伦情结被退行激活时，神经症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