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识概念

318　　　如果我们接受“原则不能增加到超出必要的程度”这一公理，这一思路就是惟一可能的思路。我们于是就像谈论意识现象那样谈论无意识的效应。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只能企盼”的说法受到了很大的非议。这被视为一个前所未闻的形而上学断言，就像从冯·哈特曼（von Hartmann）的《无意识哲学》（Philosophy of the Unconscious）中得来的一个信条的某种东西。愤慨只是由于这一事实，即这些批评者们——不自觉地——明显地从作为一个自在存在（ens per se）的无意识的一个形而上学概念出发，并且幼稚地将自己在认识论上未澄清的观念投射给我们。对我们来说，无意识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一个实体，而仅仅是一个术语，我们不允许自己提出关于它的形而上学本质的任何观念。在这点上，我可不像那些不切实际的心理学家们，他们不仅完全了解心理活动在大脑当中的位置以及精神活动的心理关联，而且可以明确断言，在意识之外除了“大脑皮层中的心理活动”什么也不存在。

319　　　这种幼稚的做法不应被强加给我们。当弗洛伊德说无意识只能意愿时，他是在用象征性术语描述那些效应，它们的根源不是意识，但是从有意识的思考的角度只能被视为与意愿相类似。此外，精神分析学派意识到，关于“意愿”是否是一个适当的类比的讨论可以随时被重新讨论。任何有更好的说法的人都将会受到欢迎。我们的对手们则不然，他们只满足于否认这些现象或者其他东西的存在，如果不得不承认某些现象，他们就有意回避所有的理论阐述。这最后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进行理论思考。

320　　　一旦我们成功地把自己从心灵和意识相等同的教条中解放出来，由此承认意识之外的心理活动的可能存在，那么我们就不能——先天地——断言或者否认关于无意识的潜在性的任何东西。精神分析学派已经被指控在没有充分依据的情况下作断言。在我们看来，包含在文献中丰富的，也许太丰富的案例材料提供了足够的并且不止是足够的基础，然而在我们的对手看来这还不充分。就这些基础的有效性而论，关于“充分”这个词的含义一定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为什么精神分析学派明显要求它的阐述拥有比它的对手所要求的少得多的确切证据？

321　　　原因很简单。一位修建了一座桥并且计算了它的载重量的工程师，不再需要它的承载能力的进一步证据。但是一个心存疑虑的门外汉——对一座桥是如何建起来的或者所用的材料的强度是什么没有任何概念——关于它的承载能力将要求非常不同的证据，因为他对此没有自信。主要是我们的对手们关于我们正在做什么的极度无知，使得他们把要求定得如此之高。其次，存在着无数的理论误解：我们不可能了解它们中的每一个，并把它们全部消除。正如我们在患者那里发现了关于精神分析的方法和目标的新的和永远令人惊骇的误解，我们的批评者们在误解中展示了取之不尽的奇思妙想。大家可以从我们关于无意识概念的讨论中看到，何种类型的错误哲学假设可以损害我们的术语。很明显，一个认为无意识是一个绝对实体的人，一定会要求完全不同类型的证据，远远超越我们的给予能力，就像我们的对手们事实上所做的那样。如果我们不得不给出不死的证据，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提供堆积如山的最繁重的证据，这与要求证明一位疟疾患者身上疟原虫的存在非常不同。形而上学的期待仍然在过分地纠缠科学思考，要求按照它们的方式来看精神分析问题。

322　　但是，为了对我们的批评者们公平起见，我必须承认精神分析学派自身导致了大量的误解，尽管完全出于无辜。主要的根源之一，就是盛行于理论领域的混乱。尽管令人遗憾，我们没有拿得出手的理论。如果大家能在具体事例中看到我们不得不应对的那些巨大困难，将会理解这一点。与几乎所有那些批评者相反，弗洛伊德绝不是一个理论家。他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如果有人愿意深入弗洛伊德的著作，并且试着像他那样看他的那些案例，那他就必须承认这一点。不幸的是，我们的批评者们不愿意。正如我们被反复告知的，像弗洛伊德那样看它们是“令人厌恶和使人恶心的”。但如果一个人让自己被恶心所阻碍，他如何能够学到弗洛伊德的方法的精髓？正是由于人们没有付出任何努力使自己与弗洛伊德的观点相适应，把它作为一个必要的研究假定来接纳，他们才得出他是一个理论家的荒谬结论。

他们很容易地假定《性欲三论》只是一个理论，是由一个玄想的大脑所发明的，一切东西都通过暗示被放入患者的头脑。但这完全是颠倒黑白。这使得批评者很轻松，这正是他们想要的。他们根本没有注意“一些案例史”，精神分析家们有意识地通过它们为自己的理论陈述提供证据，而只注意理论和对技巧的阐述。精神分析在这里没有弱点——因为精神分析本质上是经验的——尽管毫无疑问地，这里是一片广大和没有充分开垦的原野，批评者们可以在这里让自己的想法尽情驰骋。在理论领域，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和矛盾性。我们在开始有幸受到我们有学问的批评者们关注之前很久就意识到了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