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伊医生致荣格医生（1913年2月9日）
608 当我们思考纯粹的研究时，我们拥有同样的追求真理的激情；而当我们考虑治疗的时候，我们拥有同样的治愈患者的愿望。作为研究者，也作为医生，我们渴望在所有方向上都有足够多的自由——可以在任何时刻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而选择与实践治疗方法的完全自由。在这最后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但还是有一条假设我们必须能满意地证明给其他人看，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观点被承认的话。
609 首先，有一个问题必须得到回答，即在《圣经·新约》福音书中被问到的古老问题：“什么是真理？”我认为在任何地方对基本观念的清楚定义都是必要的。我们怎样去拟定一个对“真理”概念的工作定义？或许一则寓言会对我们有所帮助。
610 请想像在太阳前面有一个巨大的棱镜，这样，太阳光就会被分散了；但让我们假定人们对这个事实是完全无知的（我没有考虑化学的、不可见的、紫外光线）。生活在蓝光区域的人们会说：“太阳只放射蓝光。”他们是正确的，但他们也是错误的：从他们的立场来看，他们只能认知真理的一个片段。生活在红色区域、黄色区域以及中间区域的居民们也是这样。并且他们还相互痛斥并残害对方，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片段真理——直到通过旅行过相互的区域而变得更有智慧了，他们才形成一致的意见，即太阳放射出的光是五颜六色的。这是一个更为全面的真理，但它仍然不是真理本身。只有当一个巨大的透镜把分散的光线重新组合起来，并且当不可见的、化学的，以及热的光线通过它们特定的效果而被证实之后，才会出现一个与真理更为符合的观点，人们也才会认识到太阳发射出白色的光线，这些白色的光线被棱镜分散成具有不同性质的不同光线，并且这些光线通过透镜重新组合成一束白色的光线。
611 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想表明，通往真理的道路是通过一系列相对不同的观察而达到的，其结果必须借助于自由选择实验来加以控制，直到看起来很好地被建立起来的假设与理论能够被提出来；但只要一个单独的新观察或一个单独的新实验与它们发生矛盾，那么这些假设与理论就会归于失败。
612 通往真理的路途十分艰辛，并且到最后所有我们所得到的东西都是相对的真理。但这种相对的真理如果要用来解释过去最重要的一系列事实、用来照亮现在最重要的一系列事实，以及用来预测将来最重要的一系列事实，以使得我们通过我们的知识来在一个立场上加以适应的话，那么这种相对真理则满足了时间中的存在。然而，绝对真理则只能被拥有所有可能系列知识与所有可能组合知识的全知者所达到；但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系列与组合的数目是无限的。因此，我们所知道的将永远不会多于近似的真理。如果新的系列被发现、新的组合被建立起来，那么图景将会发生变化，而由此知识与行为的整个领域也会发生变化。哪一项新的科学发现没有导致日常生活中的新的革命：第一个电学理论的开始是多么荒谬的小啊，但其后果却是不可思议的大！
613 这些都是平常的话，但每当人们看到生活是怎样地总是被每个科学领域的创新者，尤其是在今天被精神分析学派的追随者们搞得痛苦不堪的时候，人们就必须不断地重复这些平常的话。只要而且仅仅只要它是一个“学术”讨论的问题，那么每个人都会承认这种平常的话；而一旦开始考察具体的案例，同情与反感就会冲到最前面而弄混判断。因此，探路者必须诉诸逻辑与诚实，为在所有领域的研究自由而不知疲倦地战斗；并且在事实上不能允许无论怎样的、为了毁坏或甚至限制这种自由的、劝说增进“权宜方便的理由”的、政治的或宗教的暴政。“权宜方便的理由”可能并且就存在于别的地方，而不是在这里。最后，我们必须引一条中世纪的格言作为结语，即“哲学是神学的婢女”（philosophia ancilla theologiae），即为了这个或那个政治的或宗教的政党的利益而创立起大学教席的这条格言。所有的狂热与盲信都是科学的敌人，首要的事情就是独立。
614 当我们从对真理的研究返回治疗学中的时候，我们立即就会看到，我们俩在这里又是一致的。在实践中，权宜方便必须居支配地位：从黄色领域来的医生必须让自己去适应黄色领域的患者，而从蓝色领域来的医生必须让自己去适应他的患者：这两者都在视野中有着同样的对象。而居住在白色领域的医生必须顾及来自黄色领域或蓝色领域的患者的过去经验，而不管或不如说是由于自己更具智慧的知识。在这样的案例中，治愈之路将会漫长而艰难，实际上可能要比在如下的案例中更容易钻进死胡同（cul-de-sac）：在这些案例中，他不得不去处理像他自己那样已经在白光之下获得了知识的患者，或者换句话说，去处理他的那些已经“把自己给挑选出来”的患者。由于这些挑选出来的患者，精神分析师可以专门使用精神分析方法来工作；他可以认为他自己很幸运，不需要“进行占卜”。
615 那么，这些精神分析方法是什么呢？如果我正确地理解了您的意思的话，它大体上就是一个直接而开放地对人类精神的基本力量进行作用的问题；而到最后，患者，无论他是患病的还是健康的，还是处于两者之间的阶段——因为患病与健康是相互间觉察不到地交替变化的——都将会使自己的心灵之眼打开，看到在他自己内部上演的戏剧。他必须学着去知道阻碍他人格发展的自动无意识行为，并且他必须通过这种知识逐渐学会使自己从这些作用中解放出来；而且，他也必须学会怎样去开发并强化对他有利的自动无意识行为。他必须学着使他的自我知识变得真实，并且学着去控制他心灵的工作，以使在情感与理性之间建立起一个平衡来。暗示法在所有这些情形中起着多么大的作用？我几乎不能相信，直到患者真正感觉到自由之前，暗示法居然可以被完全避免。这种自由，理所当然的是努力争取的主要东西，并且它也必须是一种积极的自由。只要“对分析师的移情”仍然有效，那么，只服从暗示的患者就会服从这种自由。
616 但为了调节自己去适应所有的环境，患者必须“从内部”来加强自己。他应当不再需要相信的支撑，而是必须能够批判地应付所有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并且去自己解决它们。这是您的观点，难道不是吗？或者我没有正确地理解您的观点？
617 接下来我要问的是，难道每个单独的案例都必须分别加以处理吗——在精神分析方法的限度内？因为如果每个案例是一个单独的案例的话，那么它的确必须要求加以个别对待。
618 “疾病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患者。”一位法国医生这么说，他的名字我忘了。但泛泛而言，从技术性的观点来看，分析所采用的是什么样的过程呢？最频繁发生的是什么样的背离呢？那是我很乐意地要向您请教的。我认为如下之事是当然的，即所有“占卜士的诡计”、黑屋子、面具、用来麻醉的氯仿等等，都是毫无疑问的。
619 精神分析——尽可能地清理了暗示疗法的影响——似乎跟杜波依斯的心理治疗有一个本质区别。对杜波依斯而言，所有对过去的讨论是从一开始就被禁止的；与此同时，精神分析利用来自患者过去经验与现在经验的无意识材料来增进自我知识。另一个区分在于道德观念的不同：道德首先是“相对的”。但当暗示疗法不能被避免的时候，人们应当给予道德以什么样的形式（以宽泛的轮廓而言）呢？您会说，权宜方便必须起决定性作用。至于那些不得不在一个不是非常开明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老人或是成年人，我会同意您的看法。但如果治疗师要治疗的是孩子，也即未来的种子，要使他们认识到所谓的过去的道德观念的薄弱基础，而这种道德观念只具有教条的根据；并且要教育他们通过勇敢地去揭开真理的面纱来实现完全的自由，难道这不是一种神圣的义务吗？我对关于分析医生的询问并没有对关于教育家的询问来得多。难道创立进步的学派（progressive school）不应当被看作是精神分析师的一项任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