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医生致罗伊医生（1913年2月4日）

601　　　……您已经通过昨天信中的问题把我放到一个某种程度上比较尴尬的处境中了。您已经正确地猜中了我在信的最后所提到的那种精神；我也很高兴您能接受这种精神。并不是有很多人可以夸耀这种自由主义的。如果我认为自己是一名行业医师的话，那我就是在欺骗自己。我至多就是一名探路者，这种身份自然地给了我一种对待许多问题的不同态度。在我最后的那封信中，我故意把医生的行业实践需要置于考虑之外，这主要是为了向您表明，人们应当放弃催眠疗法至何种程度。预见到一种可能的反对，我要马上说明，我放弃催眠疗法，并不是因为我想要避免去处理人类精神的基本力量，而是因为我想直接并开放地跟它们战斗。但一旦我理解了那种在我所放弃的催眠中起着作用的力量，我就完全放弃了这种治疗法所带来的所有间接好处。当我们精神分析师找到了我们每天的花销——这对我们患者也一样——我们不是在利用“对分析师的移情”来工作，[6]而是去反对它、不顾它。因此，我们并不是指望患者的信任，而是指望他们的批评。对这个微妙的问题，至此我已说了这么多了。

602　　　正如您信中表明的那样，在涉及暗示治疗的理论方面，我们是一致的。由此，我们可以在治疗实践问题上进一步达成一致。您对医生两难困境的评论——是做一个魔术师呢还是做一个科学家——将我们的讨论带到了问题的核心。我争取做到不是一个狂热者——尽管谴责我狂热的人并不在少数。我仅仅是努力去认识研究方法及其结论，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去推广应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我作为一名行业医师已有很久，已足以认识到治疗实践得服从并且必须得服从追求真理之外的其他规则。人们很可能会说，行业医师首先必须遵从权宜的原则。而如果探路者批评行业医师并没有使用“惟一正确的”科学方法的话，那他就是对行业医师犯了一个大错。就像我在最后一封信中对您所说的那样：“真理在有效的时候才是真理。”在另一方面，如果探路者在寻找真理或者新的东西或者可能更好的方法过程中，会试验不常见的方法，那么，行业医师也必定不能责备探路者。毕竟，去承担风险的并不是行业医师会，而是探路者，还有可能有他的患者。而行业医师则必须确信无疑地使用那些方法：他知道怎样去通过应用它们获得最大利益并且可以给他相对最好结果的那些方法。正如您所看到的那样，我的自由主义甚至扩展到了基督教科学派。但是弗兰克，一个行业医师，他对自己所不能参与的研究工作——恰恰是他自己的治疗方法应归之于的那条研究路线——投下诽谤，我认为这太无理了。确实早该停止这种对每个新观念的恶意攻击了。没有人要求弗兰克及其同伙成为精神分析师。我们承认他们存在的权利，但为什么他们却总是想方设法剥夺我们的权利？

603　　　就像我自己的“治愈”向您所显示出来的那样，我并不怀疑暗示疗法的效果。我只是有着这种感觉，即我或许能够发现更好的东西。这种期望被证明是正当的。下述诗句不应总是被提起：

如果我们达成这个世上的好事，

于是更好的便叫作幻想和诈欺。[7]

604　　　我坦白承认，如果我在做您的工作的话，若我只依靠于精神分析，那将会常常陷于困境。我几乎不能够想像一种通用的治疗实践，尤其是在疗养院，除了精神分析之外没有其他的辅助治疗方法。在苏黎世的柏尔彻尔（Bircher）疗养院，至少几名助手采用了精神分析的原则，这是事实；但同时也要施加给患者以整个系列的其他重要教育影响，如果没有这个，事情很可能会变得非常糟糕。在我自己纯粹的精神分析治疗实践过程中，我经常为此感到遗憾：我没有从其他可以重新训练的治疗方法中获益，而这些方法在研究所中自然地是随手即可拈来的——而是当然地仅仅在特殊的那些案例中，即在医生处理那些特别未得到控制的、未受过训练的患者的案例中。我们医生中的哪个人会宣称自己发现了万能药？是有一些案例，在这些案例中精神分析要比任何其他治疗方法都做得更差。但谁曾宣称过精神分析在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使用？只有狂热分子才会坚持这样一种观点。由此必须得对患者适用于哪种精神分析进行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把我认为适合其他医生的案例交给他们。实际上这种事情并不经常发生，这是因为患者们有自己的挑选办法。那些经常去接受精神分析咨询的患者很清楚自己为什么去这名医生这里而不是其他医生那里。除此之外，有许多神经症非常适用于精神分析。就这些情况而言，所有的系统性组合都会受到憎恶。用您自己的头来撞墙，从来都是很不明智的。不管用到的是简单的催眠，还是宣泄式疗法，还是精神分析，都应当由该案例的情况与医生的偏好来决定。每位医生都会用他所知道的最好方法来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605　　　但是，没有例外，我必须明确地说，对我本人和我的患者们而言，精神分析的效果要比任何其他治疗方法都好。这不仅仅是一种感觉而已：从大量的临床经验中，我知道许多案例仍可以从精神分析得到益处，但却难以从所有其他治疗方法中得到益处。我知道有许多同事，他们的临床经验跟我是同样的，甚至在那些只忙于实践治疗工作的同事那儿也是一样的。很难令人相信一种完全劣等的治疗方法能够获得如此多的支持。

606　　　一旦精神分析被应用于合适的案例中之时，寻找一种理性地解决冲突的方案就势在必行了。但立即就会有一种反对意见说，许多冲突在本质上是无法解决的。人们有时候会接受这种观点，因为他们只考虑到外部解决方案——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解决办法。如果一个男人不能与他妻子很好地相处，他自然地就会认为，如果他跟其他人结婚，冲突就会得到解决。当这样的一些婚姻被加以考察时，它们看起来就没有什么解决办法。老亚当结了新婚后又把它弄糟糕了，就像他把之前的那桩婚姻弄糟糕了一样。真正的解决办法只能来自内部，并且只能是因为患者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才能出现真正的解决办法。

607　　　如果一种外部的解决方案是可能的话，那么精神分析就不是必要的了；但如果要寻找一种内部的解决方案，那么我们就得面对精神分析的特殊任务。“爱情与责任”之间的冲突必须在这样的性格层面上才能得到解决：在这个层面上，“爱情与责任”不再是相互对立的，在事实上它们也并非是相互对立的。同样地，在“本能与通常的道德”之间的熟悉的冲突也必须以这样的方式得到解决：两种因素被充分地得到考察；并且这种解决办法仍只有通过性格的改变才是可能的。精神分析可以导致这种变化。在这样一些案例中，没有什么比外部解决方案更糟糕了。自然地，权宜方便决定着医生最终必须沿着哪条路走，因此也决定着医生的责任是什么。至于医生是否应当对他的科学确信保持真诚的良心追寻问题，与医生怎样能够最好地去帮助其患者的更为重要的问题相比较，我认为前者是较为次要的问题。有时候，医生必须能够进行占卜。这世界希望被欺骗（Mundus vult decipi）——但医疗效果却不能骗人。在理想的确信与具体的可能性之间确实存在着冲突，但如果我们若忘记现在的任务而只去寻找治疗理想的话，那么我们就应当着意地为将来的种子去准备土壤。而那只会是痴人说梦。别忘了开普勒（Kepler）有一次曾为了钱而去占星，并且还有无数的艺术家为了生活费工作而备受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