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的一般方面

精神分析的一般方面[1]

523　　　今天的精神分析就如同一门技术一样的是一门科学。这些年来，在这门技术的成果上发展出了一门崭新的心理科学，这门心理科学可以称之为“分析心理学”；而如果这种心理学仅仅涉及无意识的话，我情愿用布洛伊勒的术语“深层心理学”来代替它。

524　　普通的心理学家们和医生们一点儿也不熟悉心理学的这门特殊分支，这要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的技术基础对他们仍然是相对未知的。其主要原因是，这种新的方法在根本上是心理性质的，因此它既不属于医学领域，也不属于哲学领域。医学工作者们通常几乎没有什么心理学知识，而哲学家们也没有什么医学知识。于是，就缺乏合适的土壤来种植这种新方法的精神。除此之外，对许多人而言，这种方法本身显得太过任意，以致他们不能用他们的科学良心来和解这种新方法的使用。这种方法的奠基者弗洛伊德在形成这种方法的时候极大地强调了性的因素，这就引发了强烈的偏见，并把许多具有科学精神的人拒之门外。这样一种反感并不是拒斥一种新理论的逻辑理由，对此我几乎无须做出什么评论。进而言之，在精神分析内部，讨论多是针对病历的，很少有针对原理的讨论。这也自然地使得这种方法不为人们所理解，也就使得这种方法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因为如果我们不认可这种方法的科学特征，我们就不会去认可其结果的科学特征。

525　　　在讨论精神分析方法的原理之前，我必须得指出两种针对它的反对意见。第一种意见说，精神分析仅仅是联想回溯（anamne sis，又译回想、回忆，在精神分析中指患者对早年创伤的记忆）的一种更为深奥复杂的形式。而如今众所周知的是，联想回溯是基于患者家庭的断言，以及患者为回应直接问题而产生的他自己的意识着的自我知识。精神分析师自然地把他自己的联想回溯搞得和其他的专业技师一样详细。但这仅仅是患者的叙事，绝不能把它跟分析混淆起来。分析是表面上具有偶发性质的实际意识内容对其心理规定性因素的还原，这个过程跟病史的联想回溯重构无关。

526　　　第二种偏见通常是基于对精神分析文献的肤浅了解之上的，这种偏见认为，精神分析是一种暗示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某些系统化的教导就被慢慢地灌输给患者，由此以心理治疗或基督教科学派（Christian Science）的方式来实现治愈。很多分析师，尤其是那些拥有长期精神分析临床实践的分析师，由于先前使用的是暗示式治疗方法，因此后来就很清楚什么是暗示式治疗而什么不是暗示式治疗了。他们知道精神分析的工作方法跟催眠所使用的方法是针锋相对的。与暗示式治疗法截然相反，精神分析师并不企图把患者并未在自己身上找到的或是根据患者自己理解看来是似是而非的任何东西强加给患者。与暗示式或建议式治疗法满足神经症患者的需求相对，精神分析师相反只是努力使患者摆脱这种消极的态度，并利用患者自己的常识与批判能力，来使患者建立起一种独立的生活。我们常常被人指责，说我们经常把非常武断的解释强加给患者。我倒是希望某位批评者来试试去把武断的解释强加给我的患者们，他们通常具有很高的智商，并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实际上，有时还是我自己的同事。这样一种想法的不可能性立即会得到证明。在精神分析中，我们是完全依赖于患者以及患者的判断力的，其原因是，恰恰是分析的性质就在于指引患者去知悉其自身。精神分析的原理全然不同于暗示式治疗的原理，因此在这一点上，这两种方法是不能相互比较的。

527　　还有一种尝试是企图把精神分析跟杜波依斯的推论方法来作比较[2]，这种推论方法在本质上是一种理性的程序。但这种比较是无效的，因为精神分析师们严格地避免跟他的患者进行推理与论争。自然，分析师们得去倾听患者们所意识到的问题与冲突，并得注意到这些问题与冲突，但这并不是为了满足患者们渴望得到关于引导他们生活的建议或指导目的的。神经症患者的问题并不能通过建议或意识中的推理去解决。我并不怀疑在合适的时候好的建议能够产生好的效果，但我不知道有人怎么会去相信精神分析师总是能够在恰当的时候给出恰当的建议。神经症冲突是频繁发生的，事实上是无时无刻没有的，就这样的一种性质而言，是不可能给予什么建议的。除此之外，众所周知的是，患者为了摆脱责任的重负，仅仅想得到权威的建议，会自己去或让别人去参考更高权威的观点。至于前面所提及的推理与劝导，它们作为治疗方法的效果就跟催眠方法一样很少被怀疑。我在这里所要强调的仅仅是，它们在原理上与精神分析是不同的。

528　　　与上文所说的所有方法对比，精神分析是力图通过无意识来克服神经症心理的失调，而不是通过意识这一边。在这样一种工作中，我们自然地需要借助患者的意识内容，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才能进入无意识。我们的工作所借以开始的那些意识内容是由联想回溯来提供材料的。在许多情形中，联想回溯提供了有用的线索，这使得患者对病症的心理起因有清楚的了解。当然，这只有当患者确信他的神经症起因是器质性的时候才是必然的。然而即使在这些情形中，患者从一开始就确信他疾病的心理性质，对联想回溯做一个批评性的调查仍然是有益的，因为这样一个调查会揭示出患者以前从未意识到的心理语境。通过这种方法，需要特别加以讨论的问题常常会被带到表面上来。这项工作会占去许多场治疗性交谈。最终，当分析师与患者都不能进一步贡献出什么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时，对意识材料的揭示才会终止。在大多数顺利的情形中，问题常常以被证明是不能解决的形式呈现出来而告结束。

529　　　让我们举个例子。有个男人，他一度很健康，但在他35岁到40岁的那段时间里得了神经症。他在生活中的地位很稳定，他还有一个妻子和几个孩子。与他的神经症并行，他对自己的职业工作有一种强烈的抵触。他观察到，当他必须得克服工作中一个特殊困难的那段时期，他的神经症初始症状开始变得显而易见了。后来，随着工作中困难相继出现，这些症状变得更糟糕了。只要他在工作中的运气变得好起来，这些症状就会得到缓解。这个问题得以暴露，是在一次对联想回溯所做的如下批评性讨论之后的事情：这位患者知道他可以改进他的工作，并且在他这种神经症情形中，由此导致的令人满意的结果会招致进一步渴求得到的改进。但由于他对工作的抵触，他不能够更有效率地去从事他的工作。这个问题在理性上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因此精神分析的治疗必须从这个批评点，即他对工作的抵触来入手。

530　　让我们再举另一个例子。一位有着4个孩子的40岁母亲，4年前在她一个孩子去世之后就得了神经症。在生了另一个孩子之后，她又怀孕了，这使得她的神经症情形有一个很大的改善。她继而就认为，如果她能够再有一个孩子的话，那么这样就会对她更为有益。但她知道，她不能再有更多的孩子了，因此她就把自己的精力投入慈善兴趣中去。然而，她不能从这种工作中得到一点儿满足感。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她成功地对什么东西建立起真正的兴趣，这时她就会注意到她的神经症会有显著的缓解；然而很快地，她觉得她完全不能够发现什么可以给她带来最终兴趣与满足的东西了。很显然，这个问题是不能通过理性的方式来得到解决的。精神分析的工作必须从这个问题出发：究竟是什么阻碍了这位患者不能发展出除了渴望有个孩子之外的其他兴趣。

531　　　既然我们不能伪称从一开始就知道这类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必须得依靠患者的个性所提供的线索。有意识的追问与理性的建议都不能够帮助我们去发现这样一些线索，因为阻碍我们找到这些线索的障碍就隐藏在患者的意识之中。因此，抵达无意识障碍的明确给定的路是不存在的。精神分析在这方面所颁布的惟一规则就是：让患者把所有出现在他脑海里面的东西讲述出来。分析师必须仔细观察患者说了什么，并且从一开始就仅仅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而不试图去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患者。比如我们注意到，那个熟悉的患者开始讲述他的婚姻了，而在以前我们被告知这是正常的；我们现在知道了患者跟他的妻子出现了问题，他一点儿也不理解她。这就提醒分析师去注意，患者的职业工作不是他惟一的问题，他和他妻子的关系也需要去加以考虑。这就开始了一连串全是关于患者婚姻的联想，于是接下去是一些关于他结婚前一些恋爱事情的联想。这些被加以详细叙述的体验，表明这名患者在他与女性的更亲密的关系中总是表现得非常特别，并且他的这种特别是以幼稚的利己主义（childish egoism）的形式出现的。这样一种对他的看法是崭新的、令人惊讶的，可以用来解释他在跟女人们交往时遇到的许多不幸。

532　　　我们不能在每种情况下都总是实行这条仅仅让患者说话的原则；很少有患者的精神症状况是这么多地呈现于表面的。此外，许多患者会对一时冲动而自由讲述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有着真实的阻抗：有些是因为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太痛苦了，因此他们不会把它讲述给他们还没有完全信任的分析师听；另一些是因为似乎他们身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而分析师则迫使他们讲述一些或多或少有点不关心的事情。这种不谈及要点的伎俩并不能证明患者是有意识地隐瞒某些令人痛苦的内容，它也可以是完全无意识地发生的。在这样的情形下，告诉患者，让他不必强迫自己，只需要把第一时间出现的想法抓住，而不管它们看起来是多么重要还是多么可笑，这样有时会对患者有些帮助。在某些例子中，如果这些指示都没有用处的话，那么，分析师就不得不求助于其他的办法了。其中的一个办法就是联想实验（association experiment），这种实验通常会在涉及那个时刻患者的主要倾向上给患者以适当信息。

533　　　第二种办法是梦的分析，这是精神分析的真正工具。我们已经遇到过如此众多的对梦的分析的反对，因此在这儿对其原则做一简短表述并不会不适当。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梦的解析，及它所被赋予的含义已经是路人皆知了。从解梦被实践而获得信任以来，时间还并不长；甚至最理智的人都在迷信的魅惑下，这个时代也并非距今很久。因此，我们的时代应当仍然保留一点对迷信——它只是一度被部分征服而已——的敬畏，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对迷信的神经过敏要在很大程度上为梦的解析所遭到的反对负责，但精神分析却决不能为此受到责难。我们选择梦作为对象，不是因为我们对梦抱以景慕迷信的敬意，而是因为梦是一种独立于意识的精神产物。我们要求患者进行自由联想，但患者却给我们很少的联想内容，或是干脆没有，或是那些被迫的或不相干的内容。梦是一种自由的联想、一种自由的幻想，它并不是被迫的，它跟联想同样是一种精神现象。[3]

534　　　我不能掩饰这样一个事实：实际上，尤其在分析之初，我们并不是处于一切对梦进行完全而理想分析的情形中的。我们通常会把梦所联想到的材料收集到一起，直到患者对我们隐藏起来的问题变得足够清楚，以至他自己能够把它辨认出来为止。于是，这个问题就在意识中得到解决，直到它尽可能地被清理为止，然后我们就再一次地面对一个未得到解决的问题。

535　　　你们现在会问道，当患者根本不做梦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我可以保证，迄今为止所有的患者，即使那些声称自己以前从来不做梦的，当他们进入分析之后，也会开始做起梦来。另一方面，有些原先做梦很生动的患者突然不再能够记得他们的梦了。我所采用的经验与实践的法则是，如果患者并不做梦，那他仍然还有足够的意识材料由于某些原因而被隐瞒着。一个通常的理由就是：“我就摆在分析师的手上，并且非常愿意被他诊治。但分析师必须得去做全部工作，我将在这个问题上保持被动。”有时会遇到性质更严重的阻抗。比如，不能接受自己身上存在着某些道德缺陷的患者，会把这些缺陷投射到分析师身上，他们会心安理得地设想，既然分析师或多或少的有道德缺陷，那他们就不能把某些不愉快的事情跟分析师做交流。

536　　　那么，如果一名患者从一开始就不会做梦或从一开始就停止了做梦，那他就是在隐瞒着一些可在意识中被加以详细阐明的材料。在这里，分析师跟患者之间的关系或许可被看作一种主要的障碍，它可阻碍分析师与患者双方去看清楚形势。我们一定不要忘记，由于分析师显露出——他必须得显露出——对患者心理的探究兴趣，因此患者如果有一颗活跃主动的心灵，他会感觉到他正在进入分析师的心理状态，并且他会采取一种面对分析师的相应态度。分析师对患者的态度会盲目到这样一种程度：就像他不能看到自己，也不能知道他自己的无意识问题一样。由于这个原因，我主张医生在开业分析之前先让自己被分析一下。否则分析可能会很容易让他感到深深失望，因为在某些情形下，他会完全迷失，然后就会不知所措；于是他就乐意倾向于设想精神分析是胡说，这样才可避免不得不承认他的航船搁浅了。如果您确信您自己的心理状态，那么您可以有信心告诉您的患者说，他不能做梦是因为仍然存在着要加以处理的意识材料。我之所以要说你们在这样的时刻必须相信自己，是因为你们有时不得不顺从的那些批评和那些不留情面的断言会过度地干扰到不期然遇到它们的人。分析师失去平衡的直接后果就是，他为了保持对患者的影响而开始跟他的患者争论。当然这样就会使得所有进一步的分析变得不再可能。

537　　我一开始就已经告诉过你们，梦只需被用作分析材料的来源。在一次分析刚刚开始的时候，要对一个梦给出所谓的完全的解释，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有时还是不明智的。事实上，要对梦做出一种完全的、真正穷尽的解释是非常困难的。你们在精神分析文献中有时偶尔看到的那些解释，经常是非常片面的，且也是常见的引发争议的简略表述。我把维也纳学派的片面的对性的还原也包括在内。考虑到梦这种材料的种种片面性，人们必须得对所有片面的表述加以提防。梦具有多面意义，而不是具有单独意义，这一点尤其在治疗的一开始就具有最重要的价值。因此，一名患者在她开始进行治疗后不久，就做了如下的梦：

她住在一个奇怪城市中的一个旅馆里，突然起火了，原先跟她在一起的丈夫和父亲在营救中帮助了她。

538　　这名患者非常聪明，而且格外多疑，她完全相信梦的分析是无意义的。向她介绍梦的分析，即便这是一次试验，我也遇到了很大困难。我选取了着火这个在梦里最显著的事件作为联想的开端。患者跟我说，她最近在报纸上读到苏黎世的某家旅馆被烧掉了；她之所以记得这家旅馆，是因为她有一次在那儿待过。在这家旅馆中，她认识了一个男人；并且从那时起，发生了一段在某种程度上可疑的爱情。与这个故事相关，这样一个事实暴露出来：她曾有过许多次类似的冒险经历了，所有这些冒险都是轻佻地做出决定的。正是在第一次联想中，这些重要的以往情史就暴露出来了。在她这个例子中，让她清楚地知道这个梦的非常明显的含义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对她的轻佻态度——她的怀疑一切只是其一个特例——她会冷淡地抵制这样一种尝试；但在她从自己所提供的材料逐渐被认识并觉察到自己的轻佻态度之后，才有可能分析这些随后变得更加彻底的梦了。

539　　　因此，在开始阶段采用梦来通过他们的联想来获得批评性材料，这是可取的。这是一个最好的但也是最需要加以谨慎的过程，尤其对精神分析的新手而言。对梦的武断翻译是极不可取的。那将会是一个迷信的实践，它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梦具有完全确定的象征意义。但事实上梦并没有固定的象征意义。是存在着某些经常重复出现的象征，但我们并不能够超出这些非常概括的陈述之上。比如，认为一条蛇当其出现在梦中的时候总是单单具有阴茎的意义，这种假设是非常不正确的；就跟去否定它在一些例子中可能会具有阴茎的意义同样的不正确。每一种象征都至少具有两种意义，经常出现的梦中象征物的性的意义最多是其中的一种。因此，我不能够接受在某些精神分析出版物中出现的排他的性的解释，我也同样不能接受把梦解释成愿望的满足，这是因为我的经验使得我把这些表述看成是片面且不充分的。作为一个例子，我会给你们讲述一个年轻男人的非常简单的梦，他是我的一名患者。这个梦是这样的：

我跟母亲与妹妹一起爬楼梯。当我们到达顶端的时候，我被告知说，我妹妹将会有一个孩子。

540　　　首先我将说明，根据迄今为止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这个梦是如何可能被翻译成性梦的。我们知道，乱伦幻想在神经症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跟我的母亲与妹妹”的意象可以被理解成这个方向上的一个暗示。“楼梯”被认为具有一种完全确定的性的含义：它们由于有节奏的攀登而代表着性行为。妹妹所期望的孩子只是这些前提的逻辑推论。通过这样的翻译，这个梦就是一个明显的所谓幼儿期愿望得到满足的情形，而这，正如你们所知的那样，是弗洛伊德释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541　　　我是在如下推理的基础上来分析这个梦的：如果我说楼梯是性行为的一个象征，那么，我基于何种理由而认为母亲、妹妹与孩子是真实的，也就是说，不是象征的呢？如果根据梦的意象是象征的这条断言，我赋予这些意象中的某一些以象征意义，那么，我有什么理由把其他一些意象排除在外呢？如果我赋予攀登楼梯以象征意义，那么我必须也得赋予母亲、妹妹与孩子的意象以象征意义。因此我并不“翻译”梦，而是去真正地分析它。结果很令人吃惊。我将一个词一个词地把患者的个别梦境意象的联想给你们，这样你们就可以自己形成对这些材料的看法。我要预先告诉你们的是，这个年轻人几个月之前完成了他在大学里面的学业，他发现要做出职业选择是非常困难的，于是他就得了神经症。接下来，他放弃了工作。他的神经症跟其他事情混杂在一起，是以同性恋的方式清楚地表现出来的。

542　　　他对母亲的联想如下：“我很久没有见到她了，非常久的一段时间了。我必须得真的要为此责备自己。这样把她忽略掉，是我的错。”

543　　　因此，母亲代表着以一种不负责任的方式忽略掉的某些东西。我问这名患者：“那是什么呢？”他非常困窘地回答道：“我的工作。”

544　　　对妹妹的联想：“我好几年没见着她了，我渴望再次见到她。无论什么时候想起她，我都记得我们告别的那个时刻。当时我带着真实的感情亲吻她；在那个时刻，我第一次理解了爱一个女人可能会意味着什么。”患者立即就明白，“妹妹”代表着“对一个女人的爱”。

545　　　对楼梯的联想：“攀爬——到达顶端——做一项事业——成长起来，变得伟大。”

546　　　对孩子的联想：“新生——恢复——重生——变成一个新人。”

547　　　某人如果仅仅听到这些材料，他就会马上理解这个梦与其说代表着幼儿期愿望的满足，还不如说代表着这名患者由于他的幼儿期神经症所忽视掉的生物学义务得到满足。无情的生物学正义，常常会迫使我们在梦中补偿一些我们在真实生活中所忽略掉的义务。

548　　　这个梦是一个普通的、梦在其中起着前瞻性功能与最终导向功能的典型例子，它尤其为我同事马德（Maeder）所重视。如果我们坚持一种片面的性的解释，那么这个梦的真实含义就会被我们放过。梦中的性首先是一种表达的方式，决不总是梦的意义与目标。当分析推进到患者更加容易地看到未来而不是他的内在世界与过去的时候，发现梦的前瞻性意义与目的性意义就特别重要了。

549　　　至于对象征主义的处理，我们从这个例子了解到，不可能存在在每处细节上都有其固定意义的梦境象征，而是最多会有相当一般意义上的频繁出现的象征。至于梦的明确的性的含义，经验教导我放弃如下的实践法则：

550　　　如果在治疗初期对梦的分析显示出这些梦毫无疑义地具有性的含义，那么这种含义就可被认为是实际存在的；也就是说，它证明患者的性的问题需要加以仔细的审查。比如，如果一种乱伦幻想清楚地表明它是梦的隐藏内容，那么分析师就必须对患者与其父母、与其兄弟姐妹的幼儿期关系，以及患者与其他适合扮演他父母角色的人的幼儿期关系加以彻底探究。但如果一个在分析后期出现的梦，比方说具有一个乱伦幻想作为其本质内容——我们有理由认为具有这种倾向的幻想——而不应当在任何情形中具有具体意义：那么它就应当被看成是象征的。解释的规则是这样的：梦的未知意义通过乱伦幻想由类推的方法表达了出来。在这个例子中，象征及非真实的意义必须依附于性的幻想。如果我们不能超越真实意义来理解，我们就会继续把患者的情况归约为性方面的事情，而这就会滞碍患者人格的发展进程。要拯救这名患者，并不是一再地把他推回到原始的性这一方面，那样会使得他停留在一个低级的文明层次，在这个层次上他永不可能获得自由并完全恢复健康。退行到一个未开化状态，对一个文明人来说是根本没有什么好处的。

551　　　根据以上所提出的规则，梦中的性是梦的意义的一个象征表达或类似表达；这条规则也可自然地应用到分析初期所出现的梦上来。但使得我们不去考虑这些性幻想之象征意义的实践方面的理由是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梦的真正实在的意义必须依附于神经症患者非正常的性幻想，这样他才可以让他的行为得到这些性幻想的影响。这些幻想不仅阻碍患者去更好地适应他的环境，而且还使得患者去实施各种各样实际的性行为，偶尔甚至去乱伦，就如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在这些情形下，仅仅去考虑象征内容就没什么用了；首先必须要加以处理的应是具体问题。

552　　　正如你们将要观察到的那样，这些陈述是基于一种由弗洛伊德提出的对梦的不同观念。实际上，我的经验已经给了我一个不同的观念。对弗洛伊德而言，梦在本质上是被压抑愿望的象征式伪装，而这些被压抑愿望是跟人格目标相冲突的。而我则不得不从一种不同的观点来看待梦的结构。对我来说，梦首先就是个体在清醒时的实际心理状态的阈下图像。它给予了我们一个由片段心理状态所组集而成的阈下联想材料的概略。弗洛伊德称之为被压抑愿望的梦的意愿内容，对我来说在本质上是一种表达方式。

553　　　用生物学的语言来讲，意识活动代表着个体挣扎着去进行心理适应。意识试图调整自身以适应当下的需要，或者换句话说，在个体面前存在着许多需要去完成的任务。在许多情形中解决办法理所当然地是未知的，由于这一原因，意识总是试图通过相似经验去寻找解决办法。我们试图以我们过去的经验模式来把握住未知的将来。我们没有理由假定阈下的心理材料遵从与“阈上”材料不同的法则。就跟意识一样，无意识也围绕着生理任务而变动自身，并且它也像意识一样从以往的事情类推而去寻找解决办法。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们想要去理解与吸收未知的事情，我们就是通过类推来这么做的。一个简单的例子是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当西班牙人发现美洲的时候，印第安人把征服者的马当成了大猪，这是因为他们不认识马，在他们的经验中只有猪是他们所熟悉的。这是我们一直以来认识事物的方式，这也是象征之存在的根本原因：这是一种借助类推来理解的过程。梦就是借助类推来理解的阈下过程。表面上的被压抑愿望就是这样一种意愿倾向：以一种言语表达方式来支持无意识的梦境思维。在这个特定的观点上，我发现自己完全同意弗洛伊德另一个学生阿德勒的观点。至于无意识借助意愿成分或意愿倾向来表达自身这样一个事实，是由于梦境思维的古老性质，我已在其他地方讨论过这个问题。[4]

554　　　进一步的分析过程假定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方面，这要归功于我们对梦的结构的不同观念。在分析后期阶段中对性幻想的象征式评定，必然不会导致把人格还原为原始趋向，而必然会拓宽患者的态度，并使之有连续的发展；也就是说，这种象征式评定会使得患者的思维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由此给予患者以一种人类在适应竞争中最有力的武器。与这一新的过程相一致的是，我已经认识到了宗教驱力与哲学驱力——叔本华称之为人的“形而上学需要”的东西——必须在分析工作中加以积极的考虑。这些驱力绝对不能被还原至原始的性的根源，因为这样它们会被毁掉，而应当作为具有心理意义的因素而服从于生理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这些驱力再一次呈现出了从远古时就已经属于它们的这种功能。

555　　　正如在宗教与哲学象征的帮助下，先民就能够从他的原初状态解脱出来一样，神经症患者也能够这样来从他的疾病中解脱出来。这并不意味着要把某种宗教教义或哲学教条中的信条嫁接给患者，对此我根本不需要做什么解释。我仅仅是指，患者一定已经建立起了与在文明早期水平上的宗教教义或哲学教条相同的心理态度。宗教或哲学态度跟教条信仰并不是一个东西。教条是一种暂时性的智性表述，是以时间与环境为条件的宗教或哲学态度的结果。而态度本身则是一种文明的成就，它是一种从生物学观点看来非常有价值的功能，因为它能够激起这样的动机：可推动人类为了未来的时代进行创造性工作，并且如果有必要的话，为了人类这个物种的利益而牺牲他们自己。

556　　　因此，在无意识地以及本能地归属于野性动物的有意识存在状态中，人们的自我牺牲所获得的是相同的统一与整体的意义、相同的信心、相同的能力。在这条为了文明发展而铺就的道路上的每一种还原与偏离，只会把人变成跛足的动物，而永远不会使他成为一个所谓的自然的人。在分析实践过程中，我遇到了许许多多的成功与失败，这使我确信这种心理学方向是严格而公正的。我们并不会帮助神经症患者去缓解由文明所带来的要求；我们只能够这样来帮助他：把他引向去活跃地参加到继续其心理发展的努力中来。在完成这项任务中他所遭受到的痛苦取代了他的神经症。但鉴于在掺入其中的神经症与烦恼之后从来都不会有很好地完成了有益工作、大胆地履行了义务的那种愉快感觉，在那些平静与满足的时刻它所带来的那种源自于有用工作与战胜真实困难的艰辛，给了人们以他是在真正地过着他自己生活的那种无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