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少许几段话可能就足以解释这些信件的产生原因以及出版这些信件的目的了。

在福雷尔（Forel）教授把我引进暗示治疗的理论与实践之后，我操持了这种治疗方法许多年，并仍然将它应用于合适的案例上。当我逐渐认识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著作的巨大意义后，我对之加以学习研究并逐渐开始用它来分析我自己了。我跟最近的精神分析研究中心取得了联系，这个中心坐落在苏黎世。不过在技术问题上我主要依靠自己。因此，当我遭到挫折时，我就只好问我自己应该责怪谁，或应该责怪些什么。或许应该去责怪我自己，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实施“正确的精神分析方法”；或许应该去责怪这种方法本身，因为它不可以适用于所有的案例。对我而言，一块特别的绊脚石就是对梦的解释：我不能拿这个来说服自己，说存在着一套普遍有效的象征，这套象征除了性没有其他东西，就像许多精神分析学家所声称的那样。在我看来，他们的解释带上了武断的印记。

就这样，当我读到弗洛伊德在1912年6月发表在《精神分析中心读物》（Zentralblatt für Psychoanalyse）上的如下论述时，这些话就像是从我自己的内心深处发出来的一样：“几年前，对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分析师的问题，我给出了一个答案：‘分析自己的梦。’对于许多人而言，这种预备毫无疑问是足够了；但对于那些想要学习精神分析的每个人来说，却并不足够。不是每个不借助于外力帮助的人都能成功地解释他自己的梦的。我认为，这是精神分析的苏黎世学派的许多优点之一，即他们对这种需求作了不断加重的强调，并且把这种强调体现在这样的要求上：每个想要去分析别人的人首先应当自己经受某个具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分析。任何严肃地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都应该选择这门课程，因为它会给您不止一项的好处；并非由于疾病的驱使而把自己完全展示给他人，这种牺牲值得称赞。这不仅仅是该人的目的，即多快好省地学着去认识隐藏在他自己心灵背后的东西；而且他也能获得关于自己的印象与信念，而这些印象与信念是不能通过学习书本与聆听讲座而找到的。”[2]

荣格医生表示，他自己乐意担负起对我的分析。然而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障碍：我们之间的距离。这样，在分析性面谈中遇到的许多问题以及那些不能彻底地加以充分讨论的问题就得以通过通信来解决了。

当信件达到眼下的比例时，我问自己，是否其他同事可能不会像我曾经感受到的那样觉得有激励意义：对这样一些精神分析师，他们刚刚起步、需要被引领着穿过不断增长着的精神分析文献的迷途；也对于这样一些开业医师，他们可能仅仅通过精神分析所遭到的猛烈攻击才知道它，而这些攻击常常是来自于那些没有精神分析经验的很不够资格的人。

对这个问题，我仅仅能够加以肯定的回答。我请求荣格医生同意我发表这些信件，他愉快地答应了。

我并不怀疑，读者将会像我一样给予荣格医生以他所应得的谢意。这是因为，就我所知道的而言，对于精神分析方法以及它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一个更加简练、更加易于理解的解释还未出现。

R.罗伊医生

拉布里疗养院，蒙特勒地区

1913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