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伊医生致荣格医生（1913年2月23日）

罗伊医生致荣格医生（1913年2月23日）

652　　　从您在2月18日给我的回信中，我愿意先把最后一部分挑出来说，在这部分，您如此合适地将暗示成分赋以其在精神分析中的应有地位：“患者不是一只空的口袋，在其中可以装入我们想装的任何东西；患者自身携带着他自己的特定内容，这些内容是你不得不经常地一次次去依赖的东西，”（原文如此）对这些看法，我完全赞同，我自己的经验也确认了这一点。此外，您又说道：无意的分析性暗示法可以使得这种内容保持完整，然而像希腊海神一样多变的表达，却可以被无限制地扭曲。因此，它将会是一种“模仿”，通过这种“模仿”，患者寻找机会从分析师那儿逃脱，因为此时，分析师正把患者逼上绝路，并且在患者看来，分析师在那时正是他的敌人。直到最后，通过患者与分析师的联合努力——前者自发地放弃他的精神内容，而后者则仅仅对之做出解释与说明——分析成功地把如此多的光亮带入患者精神的黑暗之中，这样，患者就可以看到真实的关系了，并且无须借助分析师的预先设计，他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并将它们运用于未来的生活中。这种新的生活将作为一种“所有可能发生之事的折中”，以一种痛苦与快乐的最佳平衡而沿着最低限度的——或者我们应当不如说诸最低限度的——阻抗线而展开。对于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什么才会对患者有益，不是我们来武断地为患者决定的，而是由患者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换句话说，我们应当在大体上承担起助产士的职能，不仅能够把已经成活的孩子带到光天化日之下，而且还必须去避免一些错误，要使得孩子能够成活，妈妈不会受到伤害。

653　　　所有这些对我而言都是非常清楚的，这是因为，它只是对一条精神分析治疗原理之步骤的应用，这条原理应当是普遍有效的：决不要跟本性作对！因此，我也明白，如果患者曾深信过自己的信念并坚决地从对权威的幼儿期依赖中解脱出来的话，那么，精神分析师就必须跟随患者的“错误路线”。我们自己作为个体，已经并且只能通过犯错误才能学到怎样在未来避免犯错；而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则已经为其现在及未来的发展阶段创造了条件，这些发展阶段，通过沿着弯路抵达的时候是与保持直路抵达的时候一样多的。难道许多神经症患者不是——我不知道您是否会同意，但我是这么认为的——部分地由于他们对权威的幼儿期信任遭到崩溃而致病的吗？现在他们站在自己残破的信心前面、对着它哭泣，并且心里非常恐惧，这是因为他们不能再找到这样一个替代物，可以清楚地向他们表明，在哪里是他们必须得转向的地方。这样，他们就会在自己所不愿意去断绝关系的幼稚症与当前及未来的严肃任务（道德冲突）之间陷于胶着。您说这是错误的，即他们试图用另一种对权威的信心——只要这种信心能持续下去，那它就是有效的——来替代那种已失去的对权威的信心；我也明白，尤其在这样的情形中，您这么说是多么正确啊。在精神分析中对暗示影响力的有意使用上，以及在把“对分析师的移情”当成分析理论的目标上，这已是一个定论了。我不再会抗辩您的格言：“分析师这方面所进行的任何干扰，在技术上完全是错误的。所谓的偶然性就是精神分析的法则与秩序。”此外，您说人身上的利他习性（原文如此）就像群居动物一样必定是天生的，我也完全赞同您的这一说法。我们之间相对立的观点将会是很值得期待的。

654　　　我非常倾向地认为，不是利己本能，而是利他本能才是占主导地位的。孩子对哺育他、照料他、珍视他、宠爱他的母亲的爱和信任；妻子对把她当成另一个人格之吸收的丈夫的爱；对后代的爱以及对他们的关心；对亲属的爱，等等。然而，利己本能的存在仅仅归于对爱的对象的排他性占有：比如对母亲的排他性占有的欲望，这是跟父亲、兄弟们和姐妹们相对立的；自己独占一个女人的欲望；对珠宝、衣服等等的欲望……但您可能会说：我是处于矛盾之中的；并且不管是利他的还是利己的本能都是一起出现在人心中的，何况每种本能天生都是矛盾的。但我要问的是：我们的感觉与本能是真的矛盾的吗？它们可能是两极的吗？情感的性质究竟能否进行相互比较？爱真的是恨的对立面吗？

655　　　不管怎样，人自身会带有作为其天生必需的社会诫令，这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不然的话，我们的文明的人性将会受到伤害，不得不去遵守那些只能从外面强加的法律：当对权威的早期宗教信仰渐渐消失之后，我们必定会很快地陷于完全的混乱状态。到那时，我们将会不得不问自己：像中世纪所做的那样，要用暴力来维持一种对权威的排他式宗教信仰，这是否就会更不好？为了文明的利益，努力去给每个个体以跟其他人的自由相调和的外在自由，将会很值得做出像牺牲自由研究这样的一种牺牲。但使用暴力来反对天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文明的人类已经抛弃了这些错误的方法，不是来自反复无常，而是遵从内在的需求；这样，我们就可以带着喜悦的预期去盼望未来。在知识上不断进步，同时又遵从其自身法律的人类，将会穿过对权威信仰的废墟，找到通往个体道德自律的道路。

荣格医生致罗伊医生（1913年3月）

656　　　在您信中的许多地方都令我触动的是，“移情”问题对您而言似乎是过于批评性的。您的感觉完全是合理的。在今天，移情实际上是分析的核心问题。

657　　　您知道，弗洛伊德把移情看成是幼儿期幻想的一种对分析师的投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幼儿期性欲关系。不过，从外部粗略看来，这件事情无论如何并不总能看成是一种幼儿期性欲关系。只要它是一种所谓的积极移情的案例，您通常无须多少困难就可以认识到这种幼儿期性欲的移情内容；但如果这是一种所谓的消极移情的案例，您只能看到强烈的阻抗，这种阻抗有时会以理论的、表面上是以批评的或怀疑的形式来伪装自身。在某种意义上，在这些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是患者与权威的关系，也即，归结为与其父亲的关系。在这两种移情的形式中，分析师被当成仿佛是患者的父亲——既有感情又有敌意。根据这种对移情的看法，一旦在解决这种幼儿期态度中遇到问题时，移情就会成为一种阻抗。不过，只要分析的目标是患者的道德自律，那这种形式的移情就必须被摧毁。

658　　　您可能会说，这是一个崇高的目标。确实崇高，还有点远，但毕竟还不是这么遥远，既然它在实际上与我们文明阶段的主导趋势之一——个体化的迫切要求相关，而个体化的迫切要求则可以当成我们整个时代的格言。［请参见缪勒-里尔（Müller-Lyer）著《家庭》（The Family）］任何对这个最终的目标不抱以信任，并仍然固守旧的科学因果论的人，都将会依照过去时代的理想，自然地倾向于从移情中仅仅除去敌对的成分，并让患者与其父亲保持一种积极的关系。正如我们所知，天主教会是基于这种倾向的最强大组织之一。我不敢斗胆去怀疑有非常多的人在其他人的威压下要比在服从自己的纪律时感到更为快乐［参见萧伯纳的《人和超人》（Man and Superman）］。如果我们试图迫使我们所有的神经症患者都接受强迫的范畴，那么，我们会依然是在对他们犯着极为严重的错误。在神经症患者之中，有相当多的人是不需要任何对他们社会责任与义务的提醒的，而且这些人生来就注定会是新的文明理想的承担者。一旦他们屈从于权威，并拒绝他们注定被赋予的自由，他们就成了神经症患者。一旦我们仅仅以回顾的方式来看待生活，就像在维也纳学派的精神分析著作中的情形中一样，我们将永远都不能公平地对待这些人，并永远都不会带给他们所渴望的判决。因为通过这种方法我们仅仅是把他们训练成为服从的孩子，并恰恰是由此加强了使他们患病的力量——他们保守的畏缩与对权威的服从。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正确的方式，来把那些仍然不能适应权威的人从患幼儿期不顺从之症的痛苦中带出来。然而，驱使其他人从与父亲的保守关系中脱离出来的推动力，决不是一种幼儿期不顺从愿望，而是一种发展他们自己人格的强有力的迫切要求，并且，对他们而言为此做出的努力是一种强制性义务。阿德勒的心理学对这种情况的处理要比弗洛伊德的远为恰当。

659　　　对于有一种类型的人（称为幼儿期叛逆者），积极的移情首先就是一种具有治愈意义的重要成就；而对于另一种类型的人（幼儿期顺从者），这种移情方式就是一种危险的退行、一种逃避生命中责任的便利方式。对于第一种人而言，消极的移情表示顺从的加强，因此表示一种退行、一种对生命中责任的逃避；而对于第二种人而言，这种移情方式就是一种具有治愈意义的进步［关于这两种类型，请参见阿德勒：“反抗与服从”（Trotz und Gehorsam），载于《教育与学校政策月刊》，第8卷，1910（Monatshrifte für Pädagogik und Schulpolitik，Ⅷ，1910.）］。

660　　　因此，正如您所看到的那样，移情是必须根据案例的类型而加以截然不同的评价的。

661　　　移情的心理过程——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于分析师人格的“力比多投放”，也就是说，分析师代表着一种情感价值［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对于力比多，我指的正是爱神（Eros）的宇宙进化原理所意谓的古老含义，或以现代语言来说，即“心理能量”］。患者通过感情或阻抗一定要分析师，并且会情不自禁地去追随并模仿分析师的精神态度。通过这种方式，患者感到他是顺着路在往前走（移情作用）。并且，对于他的这种尽管想往好处做的做法以及他的所有技巧，分析师是不能加以阻止的；这是因为，移情作用是不顾意识的判断而确实在本能地起着作用的，尽管它从来不会这么强烈。如果分析师自己是有神经症的，并且他不能够适应生命中的要求或他自己人格的要求的话，那么患者就会复制这种缺陷，并以他自己的态度来将这种缺陷反映出来：您可以想像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662　　　由此看来，我不能够把这种移情仅仅看成是一种幼儿期性欲幻想的投射。无疑，那是从某种立场出发而看到的东西，但正如我在以前的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我也将它看成是一个移情作用与适应的过程。以这种观点看来，幼儿期性欲幻想，抛开其不可否认的实在性而言，似乎是一种对那些仍然没有得到理解的事情的比较手段或相似意象，而不是一种独立的意愿。在我看来，这就是它们何以是无意识的真正原因。患者不知道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就试图去通过以他的幼儿期经验来比较与类比的方式来获取与分析师的正确关系。并不奇怪的是，患者返回到恰恰是他童年时的最亲密关系中来摸索，试图去找到他与分析师关系的合适规则，因为这种关系也是非常亲密的，但它不同于性关系，与孩子对其父母的关系差不多。这后一种关系——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基督教在所有地方都把它设立成一种普通人类关系的象征性规则，用以恢复患者的被性评价与社会评价（从权力立场所做出的评价等等）的侵入所剥夺掉的人类伙伴关系的直接感觉。纯粹的性的评价与其他或多或少原始而野蛮的评价，会妨碍直接的、纯粹的人类关系，而这就会导致力比多的堵塞，它可以很容易地产生出神经症。通过对移情幻想的幼儿期内容加以分析，患者被带回对童年关系的回想中，而这种被剥夺了幼儿期性质的回想，会给予他一幅超越纯粹的性的评价等等之上的对于直接人类关系的清晰图景。对这种把童年关系反省地断定为一种纯粹的性关系的观点，我只能将这看成是一种误解，即使不能否认其中有某种性的内容。

663　　　概括说来，对积极的移情我愿意这样加以说明：

患者的力比多会以期待、希望、感兴趣、信任、友谊以及爱的形式纠缠于分析师个人。移情首先会产生出一种幼儿期幻想的投射，通过带有一种突出的性欲色彩。在这个阶段，它通常具有一种明确的性的特征，即使这种性的成分还保持在相对无意识的状态。但是，这种情感过程是通往移情作用更高方面的桥梁，借助于此，患者才可以通过对分析师态度的认识来意识到自己态度的不足，而这，就像正常人一样去适应生命中的要求而被接受下来。通过对童年关系的回想并借助于分析的帮助，患者被指引到这条路上：通往在青春期养成的，并被社会偏见所强化了的、附属性的、纯粹的性的价值或权力价值的道路。这种道路会导致一种不仅基于性因素或权力因素之存在，而且还基于人格价值的纯粹的人类关系与亲密性。这是一条自由之路，分析师应当指引给他的患者。

664　　我不应该在这一点上向您隐瞒，即如果他们在繁殖具有头等重要性的生命阶段并没有一种深刻意义的话，那么对性的价值的固执坚持将不会维持得这么牢固。对人类人格价值的发现是为一个成熟的时代保留的。对年轻人而言，人格价值的寻找常常是一个逃避他们生物义务的借口。相反，一个老人夸大了的对年轻人性的价值的渴望，则是一种目光短浅，并且常常是对义务的一种懦弱逃避，这种义务要求对人格价值的认识，以及对文明价值阶层结构的服从。年轻的神经症患者会对生命义务的扩展感到畏惧而退缩，而年老的神经症患者则会对他所获得财富的缩小感到畏惧而退缩。

665　　　正如您将要看到的那样，这种对移情的看法是与对生物“义务”的接受紧密相关的。所谓生物“义务”，我指的是在人类那里产生出文明的倾向或决定性因素，在机制上就跟在鸟类那里编造出巧妙的编织性鸟巢，以及在牡鹿那里产生出鹿角是一样的。纯粹因果性的观点，更不用说最近几十年来的唯物论观点，试图把所有的有机体构成都解释成活的物质的反应，尽管这毫无疑问是一条有启发性的、有价值的探究路线，但就任何真正的解释而言，充其量不过是或多或少巧妙的滞后以及对问题加以表面上最小化。我要提醒您注意柏格森（Bergson）在这方面的出色批评。外部世界的因果性最多可以解释这种反应的一半，其另一半则应归于活的物质本身的特殊性质，如果没有这种特殊性质，这种特殊的反应构成就根本不会发生。我们也必须把这条原理应用在心理学中。精神不只起着反应，它会在对它施加的影响起作用时给出它自己的特殊答案，并且至少有一半作为结果的构成是完全归因于精神以及内在于精神的决定性因素。文明永远不能被理解成对环境的反应。那种浅薄的解释完全可以被遗弃在上个世纪。作为心理命令而出现的，只是那些决定性因素；并且我们拥有这些因素之强制性力量的日常证据。我称为“生物义务”的东西是跟这些决定性因素相同的。

666　　　总之，我必定有一个似乎让您感到不舒服的观点。这就是道德问题。在我们的患者中，我们观察到如此多的所谓不道德冲动，以致这样的想法会不自觉地把它自己强加于心理治疗师，即如果所有这些欲望都能得到满足的话，后果将会怎样。您将会在我先前的信中看到，这些欲望不应当太过严肃地加以对待。它们大部分都是被无限夸大的要求，被患者堵塞的力比多所信任而推至意识的最前部，通常是违背本人意愿的。满足生命中的简单义务来疏导力比多，在大部分情形中都足以把这些欲望的压力降低至零了。但在某些情形中，这却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即“不道德”的倾向不会通过分析而得以消除，相反它会变得越来越清晰，直到它们隶属于个体生物义务的这个事实变得很明显为止。在某些以性活动做个体评价为目标的性需要那里，这一点是尤其正确的。这不是一个病理问题，而是一个当今的社会问题，它迫切地要求一种伦理的解决方案。努力找出对此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也即找出某种实践解决方案，对许多人而言，这是一种生物义务（正如我们所知，自然是不会去满足理论的。）在今天，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性道德，只是一种对性活动的守法态度；正如中世纪没有真正的赚钱道德，而只存在偏见以及守法观念。在自由性行为的领域，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进步，可以在道德行为与不道德行为之间做出区分。这一点在对未婚妈妈的习惯性处理或不如说虐待式处理中得以清楚地显示出来。所有这些令人厌恶的伪善、卖淫与性病的高潮，我们都归之于对某些种类性行为的野蛮而大规模的合法谴责，以及我们不能对存在于自由性行动领域的巨大心理差异发展出一种健全的道德感来。

667　　　这个极为复杂且有意义的当代问题的存在，可以让您清楚地知道为什么在我们的患者中间是如此经常地会遇到该问题，而这些患者，由于他们的精神与社会天赋，被特别地要求积极参与到文明的工作中去——这是他们的生物命运所在。我们从来都不应该忘记，今天在我们看来是道德戒律的东西在明天就会被融合到一起并发生转变，这样它在不久之后或在遥远的将来就可能会成为新伦理框架的一个基础。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应当从文明史中已学到的，即道德形式属于转瞬易逝之物的范畴。如果分析师们要扭转这种幼儿期不负责任、懒惰或是放肆的危险境况，并且要给予患者以道德自律行为之可能性的清晰而明朗的视野，那么就需要具有敏感性质的精致的心理学策略。5%的利率是公平的，而20%的利率却是卑劣的高利贷。我们同样也必须把这种观点应用于性的情况。

668　　　因此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有许多神经症患者，他们的内在缺陷使得他们不能与如今的道德保持一致；并且，只要道德律令本身一有缺口——而这缺口正是我们时代要去满足的迫切要求，他们就不能让自己去适应了。如果我们认为，有许多已婚女士，她们仅仅由于不能获得性的满足，或仅仅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男人，或仅仅由于有一种幼儿期性欲固着，就是神经症患者的话，那我们就是在大大地欺骗自己。在许多情形中，真正的原因是他们不能认识到等着他们去完成的文明任务。我们都具有太多太多的“惟”心理学立场了，也就是说，我们仍然认为正在叩着门的新未来可以被塞进我们所已知的框架之中。这样，这些人就只是看到了现在而不是未来。当基督教第一次宣称对未来的定向就是人类的救赎原理之时，它是具有深远的心理学意义的。在过去，什么事情也不能被改变；在现在，也很少有东西能被改变；但将来是属于我们的，能够把生命的强度提到最高的程度。属于我们的只有一点点青春了，剩下的都属于我们的下一代了。

669　　　这样，您关于对权威信任丢失的意义这个问题自身已做出了回答。神经症患者之患病，不是因为他丢失了原有的信任，而是因为他还没有为他美好的愿望找到一种新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