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神经症幻想的评价

409　　　借助于早期的、“历史的”神经症概念，我们认为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拥有强烈父母情结的神经症患者会在自己适应生活方面具有如此巨大的困难。但今天，我们知道普通人也恰恰具有相同的情结，他们在原则上也会像神经症患者一样经历同样的心理发展道路，因此，我们不再能够用某些幻想系统的发展来解释神经症了。现在，真正的解释方式是展望的方式。我们不再去追问患者是否具有父亲情结或母亲情结，或是让其依赖父母亲的无意识乱伦幻想。这是因为在今天，我们知道每个人都会这样。相信只有神经症患者才会这样，这是一种错误。我们宁可这样来追问：患者不想去完成的那个任务是什么呢？他试图要回避的是什么问题呢？

410　　　如果一个人总是试着去让自己完全适应生活中的环境，那么他的力比多总是会被正确而适当地利用。如果不是那样的时候，那么他的力比多就会被阻塞而产生退行综合征。不能满足适应要求，或是神经症患者从困难中退缩回来，这实际上是每个有机体在面临一个新的适应努力时都会产生的犹豫〈在这一点上，对动物的训练提供了有教益的例子，并且在许多案例中，这样一种解释在原因上是充分的。从这种立场出发，早期解释模式，由于坚持认为神经症患者的抵制应归因于其被幻想所束缚，似乎是不正确的。不过，仅仅把我们的立场立足于原则，则是非常片面的。即使幻想常常是次生的，也还是存在着被幻想的束缚。神经症患者之被幻想（幻觉、偏见等等）束缚，作为一种习性，逐渐地从自早年儿童期就有的障碍的无数退行活动中发展出来。所有这些都会慢慢演变为一种有规则的习惯，这种习惯为每个研究神经症的学生所熟知：我们都知道，那些患者利用他们的神经症来作为逃避困难与推卸责任的借口。他们习惯性的逃避产生出了一种心灵的习惯，这种心灵习惯使得他们认为如下之事是理所当然的，即他们应当靠他们的幻想来过日子，而不是靠满足令人不舒服的义务与责任来过日子。相比正常人，对神经症患者而言，这种被幻想的束缚使得现实似乎更缺乏现实性、更缺乏价值、更缺乏乐趣。正如我在早年解释过的那样，幻想性偏见与幻想性抵制有时候也可能会从那些根本未曾注意过的经验中产生，也就是说，从那些并非有意去追求失望或类似之物的经验中产生〉。

411　　神经症的最终与最深的根源似乎是先天性敏感，[1]这种先天性敏感甚至会给还在妈妈怀里的幼儿带来困难，这种困难是以不必要的兴奋与抵制的形式出现的。由精神分析所得出的神经症表面上的病因，在许多案例中，实际上仅仅是经过仔细选择的幻想、回忆等等诸如此类的清单，它们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并且是由患者在并没有用于生物适应的力比多所创造的。因此，那些声称的具有病因意义的幻想，似乎仅仅就是对现实适应失败的替代性结构形式、伪装以及任意性解释。上述从现实与退行开始而一头栽入幻想的恶循环，自然地是非常容易产生仿佛是决定性因果关系的幻觉的，分析师与患者都会相信这种幻觉。那些偶然发生的事件只是作为“可使罪行减轻的行为”（mitigating circumstances）而插入这种机制的。然而，它们真实而有效的存在必须得到承认。

412　　我必须得承认，那些批评者是部分地正确的，因为他们从精神分析案例史的阅读中得到这样的印象，即它们全是幻想的、人为的。不过，他们把人为的幻想产物与可怕而牵强的象征系统归于分析师的暗示与多产的想像力，而不是归于其患者的无与伦比的更为多产的幻想能力，则是错误的。在精神分析案例史的幻想性材料中，确实存在着非常多的人为的东西，但最令人震惊的事情就是患者主动的创造能力。当然，当批评者们说，他们的神经症患者们没有那样的幻想，那他们也不是错得那么离谱。我根本不怀疑，他们的绝大部分患者是完全无意识地拥有幻想的。当在无意识中的时候，一个幻想只有在它对意识起着某种可被证明的效果时才是“真实的”，比如说以梦的形式。否则的话，我们就可以怀着明明白白的良心而说：它不是真实的。因此，如果有谁没注意到无意识幻想对意识的几乎令人觉察不到的效果，或是没有进行一个彻底的、在技术上无懈可击的对梦的分析的话，那么就会很容易地完全忽略掉其患者的幻想。这样，当我们听到这种经常重复的反对意见时，我们就会倾向于付之一笑。

413　　　不过，我们必须得承认在其中有着某些真理。患者的退行倾向，由精神分析师在其对无意识幻想活动的探索中的注意而得到加强，甚至在分析期间还会继续进行发明与创造。既然患者感觉到他的退行趋向由于受到分析师的关注而得以加强，并比以前制造出甚至更多的幻想来，那么人们甚至可以说，这种活动在分析情境中会得到大大加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批评者们经常评论说，对神经症的一次尽责治疗恰恰应当是向着精神分析所采用的相反方向而进行的；也就是说，把患者从其不健康的幻想中解救出来，并把他再一次带回到现实生活中来，这正是治疗的首要任务。

414　　　当然，精神分析师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知道，把神经症患者从他们的幻想中解救出来的过程中，分析师可以陪患者走多远。作为医学界从业者，除非有一个非常好的理由，我们自然永远都不应该梦想着去偏好一种受到所有权威攻击的困难而复杂的方法，而不去选择一种简单、清晰、容易的方法。我完全通晓催眠暗示与杜波依斯（Dubois）的劝导方法，但我并不会去使用它们，这是因为，相比较而言，它们并不是那么有效。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也不会直接使用“意志的改造”（rééducation de la volonté），这是因为精神分析会给我更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