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的性幻想

227　　　最初，这一假设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儿童在其早期生活根本没有性欲的观点所反对，因而使得这样一种病因论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对创伤理论的修正——创伤一般而言根本不是真实的，而本质上仅仅是幻想——也于事无补。相反，它帮助我们在致病经历中看到了幼儿幻想的一个积极的性欲表现。它不再是某种来自于外部的粗鄙和偶然的印象，而实际上是由儿童所创造的一个明白无误的性欲表现。如果没有其合作，具有明确性欲特征的真实创伤经历甚至不会完全发生在一个儿童身上；人们发现他自己经常为它们做准备，并且促成它们。亚伯拉罕（Abraham）提供了非常有趣并且非常有价值的证据来支持这一点，它们连同许多其他的同类经验使下述观点看起来非常可能，即即使真实的创伤也经常受到儿童心理态度的帮助和支持。完全独立于精神分析的法医学也可以提供令人惊讶的类似例子来支持这一精神分析论断。

228　　　性幻想的早熟表现以及它们的创伤效应现在被视为神经症的根源。人们由此被迫承认儿童具有比他们以前所认为的发展程度要高得多的性欲。性早熟的案例长久以来在文献中就有记载，例如，一个两岁的女孩定期来月经，或者一个3岁到5岁的男孩可以勃起，因而能够和人同房。但是这些案例都是些奇闻异事。所以，当弗洛伊德开始认为儿童不仅有一般的性欲，而且甚至还有所谓的“多态一变异”的性欲时——更不用说这还是在最彻底的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人们过于轻易地接受这种轻率的假设，即所有这些只不过被暗示给患者，因而是非常值得商榷的人为产物。

229　　　在这种情况下，弗洛伊德的《性欲三论》[10]激起的不仅是反对，而且还有强烈的愤慨。我无须指出，科学的进步不是由愤慨推动的，建立在道德义愤情感的基础上的争论或许适用于道德学家——因为那是他们应该干的事——但不适用于科学家，因为后者必须受真理而不是道德情感的引导。如果事实确如弗洛伊德所说，一切愤慨都是荒谬的；而如果不是，那么愤慨也没有任何用处。关于什么是真理的判断必须只能留待观察和研究。因为这种滥施的愤慨，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们——除了一些值得尊敬的例外——呈现了一幅有点喜剧色彩的、描绘可怜的迟钝的画面。尽管精神分析学派不幸无法从批评者那里学到什么东西，因为这些批评者不会费神去检查我们的实际结论；尽管由于他们对精神分析的研究方法一无所知，我们不能得到任何有用的建议，然而彻底地讨论现有观点之间的差异仍然是我们学派的责任。我们的意图并不是提出与之前所有理论相矛盾的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而是要为科学引入一种新的观察和发现。因而我们把从我们这方面尽可能地促成意见的一致看作自己的义务。的确，我们必须放弃与所有那些盲目地反对我们的人达成共识的企图，因为那将是浪费精力，但是我们确实希望与所有热爱科学的人和平相处。现在，我要做的便是试图概述精神分析进一步的理论发展，直至神经症的性欲理论的出现。[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