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是首要的吗？

396　　有人可能会说——精神分析学派倾向于这种观点——严重敏感产生于一种特殊的心理历史，正是这种心理历史使得这种敏感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我们知道，在心理性神经症中，敏感总是一种与自身不相协调的症状、一种在两种相反倾向之间相互斗争的症状，这些倾向中的每一种都有着其心理前史，在我们的案例中，在患者危急性敏感根源处的特殊抵制，在事实上是历史地围绕着某些幼儿性活动而产生的，也是围绕着所谓的创伤期经验而产生的——这些事情很可能会在性活动上投下阴影。倘若患者的妹妹不是经历恰恰同样多的同类事情——包括裸露症患者——而没有遭遇同样的后果，并且没有得神经症的话，这一点看起来是非常可信的。

397　　　这样看来，我们必须得设想患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经历了这些事情，或许比她妹妹更为激烈与持久，早年儿童期的事件最终可能会对她而言更具有意义。如果这在如此显著的程度上是正确的话，那么即使在那时，某些激烈后果本来一定应该被注意到。但跟在妹妹那里一样，在青年时代的后期，患者的早年儿童期事件也同样被克服并加以处理了。这样，对那种严重敏感，还可以设想另一种推测，也就是说，这种过于敏感并不是源于她特殊的神经症前史，而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对小孩子的细心观察者们甚至在他们的幼儿早期都可以侦察到任何不寻常的敏感。有一次，我分析了一位癔症患者，她给了我一封她母亲在她两岁时写的信。她母亲是这样写她和她妹妹的：她——患者——总是一个友善的、有进取心的孩子，而她的妹妹却在待人接物方面有些困难。前者在后来的生活中得了癔症；而另一个则得了紧张性精神分裂症。这些可以追溯至儿童早期的深远差异不能被归结为偶然发生的事件，而必须被看成是天生的。根据这种立场，我们不能宣称我们患者特殊的病前史应归究为她在关键时刻的敏感；更为正确的说法是，这种敏感是与生俱来的，并且自然地在任何不平常的情形中强烈地表露出自身。

398　　　这种过度的敏感经常会丰富一个人的个性，并且会比缺乏敏感对一个人的性格赋予更多魅力。只有当发生困难和出现异常情形的时候，优势就常常会转变成一种非常大的不利之处，因为在那时，平静的考虑被不合时宜的情感所干扰。尽管没有什么比如下情况更加错误的了：把这种过度的敏感完全看成一种病理性格的组成部分。如果事实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把人性的一小半看成是病理性的了。然而，假如这种敏感对个体而言具有如此大的破坏性后果，那么我们必须承认，它不再能被看成是完全正常的。

399　　　像在这里所做的那样，当我们把这两种关于心理前史意义的观点加以尖锐对比时，我们就被迫进入这种矛盾之中。实际上，它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某种天生的敏感产生出一种特殊的病前史，一种体验幼儿期事件的特殊方式，这些事件自身并非没有对孩子的世界观发展产生影响。与强烈印象有密切关系的那些事件，不可能不在敏感的人身上留下一些痕迹就结束了。其中一些事件会终生都起着作用，并且这样一些事件可以对一个人的整个心理发展都有着决定性影响。在性领域的猥亵与幻灭经历尤其会对一个敏感的人在以后的岁月里造成惊吓，以至于仅仅想到性就会产生巨大的抵制。

400　　　正如创伤理论所表明的那样，我们从这样一些案例中得知，我们太过容易倾向于把一个人的全部或至少非常大的一部分归结为偶然事件。旧的创伤理论在这方面走得太远。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世界首先是一种主观现象。我们从这些偶然发生的事件中所得到的印象也是我们自己所做的活动。印象是无条件地加诸于我们身上的，这是不正确的；我们自身的易感性体质是印象由以产生的条件。一个力比多被阻塞的人，通常完全不同于一个其力比多在大量活动中被组织起来的人，前者要比后者拥有生动得多的印象。一个无论如何都是敏感的人，会从一个事件中得到深刻的印象，而同样这个事件则会使一个不敏感的人得到普通印象。

401　　　这样，除了偶然事件的印象之外，我们还必须严肃考虑主观条件。我们先前的反思，尤其是我们对实际案例的讨论，已经表明最重要的主观条件就是退行。正如实践经验所表明的那样，退行的影响是如此巨大，如此给人深刻印象，以致人们可能会倾向于把偶然发生事件的影响单独归结为退行机制。毫无疑问，有许多这样的案例，其中所有事情都是戏剧化的，其中甚至创伤经验也是纯粹的想像之虚构，其中很少的真实事件是在后来被幻想的精心设计所完全扭曲了的。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并不存在一个孤立的神经症案例，在其中先前经验的情感价值没有被力比多的退行活动所增强，并且甚至当幼儿期发展的广阔领域似乎都具有非凡的意义的时候（比如与父母的关系），赋予它们以这种价值的几乎总是一种退行活动。

402　　通常地，真理总是持守中道。病前史的确具有一种决定性价值，这是被退行活动所加强了的。有时是病前史的创伤意义更重要，有时仅仅是其退行意义更重要。这些考虑自然地必须同样被应用于幼儿期性经验。显然存在着这样一些案例，在其中粗暴的性经验投到性活动上的阴影提供说明，并使得后来对性的抵制变得完全是可理解的（我顺便要指出，性以外的恐怖印象也可以留下一种永久性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可能会给个体带来一种对现实的犹豫态度）。在具有不容置疑的创伤性效力的真实事件不在场的地方——就像在绝大部分神经症中的案例一样——退行机制居于支配地位。

403　　　有人可能会反对说，我们在判断创伤的潜在影响上并没有标准，因为这是一个极其相对的概念。这种反对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我们在普通人身上确定有着这样一种标准。对一个普通人很可能会造成强烈而持久印象的那些事情，也一定可被认为同样对神经症患者具有决定性影响。但我们不能把普通人与神经症患者身上的决定性意义归于通常情况下会消失并被忘掉的那些印象。在绝大部分案例中，某些事件具有一种未曾预料的创伤性影响；我们会在这些案例中尽最大可能来寻找一种退行活动，也即，一种次生的幻想编造活动。某种被提及的印象在童年期出现得越早，其真实性就越是令人怀疑。我们在文明人身上发现，他们具有使得独特印象回复到记忆中的能力；而原始人与动物并不具有任何这样的能力。非常小的孩子几乎不像大一点的孩子那样能够感受印象。心理能力更高阶段的发展是印象感受能力所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这样，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定，一个患者把自己儿童期的某些有印象经验放置得越早，那么这种经验就越可能是一种幻想经验和退行经验。更深刻的印象只能寄希望于从儿童后期的经验中找到。无论如何，我们通常都必须把退行意义归结为幼儿早期的事件，也即，追溯至5岁之前。退行活动在后来的岁月中有时也可以起着压倒性作用，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一定不能赋予偶然发生的事件以太小的意义。在神经症的后期过程中，偶然发生的事件与退行活动一起形成了一个恶循环：从生活中撤退出来导致退行，而退行加强了对生活的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