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伊医生致荣格医生（1913年2月2日）
588 您以一种非常肯定的口气回答了我的一些问题，认为如下看法是已被证实了的：即在宣泄式治疗中，是对分析师及其治疗方法的信任，而不是“发泄”出真实的或者想像的创伤，才起着主要的作用。我也这么认为。同样地，我也同意您的这个观点，即老“药剂师们的混乱”，以及罗德斯治疗法（Lourdes Cure）或心理治疗术士、基督教科学派以及劝导师（Persuasionist），全都归功于对奇迹工作者的信任而非任何所采用的治疗方法。
589 但现在出现了一个麻烦：只要占卜师仍然相信神的意愿是通过祭品牲畜的内脏而显现的话，那么他仍然是一个占卜师。但当他不再这么相信之后，他可以这样问自己：我是否应当继续使用我占卜师的权威来提高国家的福利？或者，我是否应当利用我今天更为新颖的而我也希望是更为真实的令人信服的确证呢？这两种办法都是可行的。第一种被称为机会主义；第二种被称为对真理与科学诚实的追求。对医生而言，第一种方法可能会给他带来治疗上的成功与名声，而第二种方法则会给他带来这样的责备，即他这样一个人不能加以认真地对待。对弗洛伊德和他的学派，我所最为尊敬的恰恰是这种对真理充满热情的追求。在另一方面，一些人做出这样一些不同的断言：“对一个忙碌的从业者来说，要始终跟上探索者的观点及其所传授东西的发展，这是不可能的。”（弗兰克：《情感错乱》，导论，第2页）
590 人们可以轻易地漠视这一小小的嘲弄，但自我批评却需要更认真地加以对待。毕竟人们可以这样询问自己：既然科学是一个连续的流，那么我有权利在原则上忽视任何我知道我可以从中获得治疗效果的方法或方法组合吗？
591 假如更加贴近地去考察您对暗示疗法（正如您所说的，每一位医生和每一种治疗方法，不管它们叫做什么，都可以利用起这种“乱糟糟”）催眠（或说不完全催眠：程度并不要紧）之辅助作用的厌恶，那么人们必须得说，您对催眠的厌恶实际上只是所谓的对医生的“移情”；而对这种移情，您可以通过您的纯粹精神分析程序把它消除到最低限度，像在其他人身上一样，但它实际上却在成功的治疗中起着重要作用。这样，您要求精神分析师必须为其双手的干净负责——我对此无保留地表示赞同——就是一个逻辑结论。但在一个心理治疗过程中，就治疗目标而言，乞援于催眠，是否要比不可避免地使用“对分析师的移情”更富“占卜意味”？在这两种情形中，我们所指望的都是作为医疗之能动者的信赖。至于患者——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对分析师所怀有的感情，难道除了有意或无意的性的愿望之外就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吗？在很多情况下，您的印象当然是正确的；并且不止一个女人都足够坦率地承认，在催眠的开始会伴有一种肉欲感觉。但这一点并非在所有的案例中都是正确的——否则的话，您如何解释在一种动物被另一种动物（比如说蛇与鸟）催眠时所具有的基本感觉？当然，您会说在这里害怕的感觉占着主导地位，这是一种力比多的倒置，然而在雌性屈服于雄性之前抓住了雌性的那种催眠状态中，它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纯粹的具有性别特征的力比多，尽管还可能掺杂着害怕。
592 不过，从您的三个案例中，可能我还并不能够在“对催眠师的易感性”和“对分析师的移情”之间做出任何伦理区分，这种区分指责催眠与精神分析间的可能联系是一种辅助关系。您会问，为什么我这么强烈地坚持对催眠或不如说对催眠状态的使用。这是因为，我认为存在着这样一些案例，它们通过催眠治疗方法要比通过纯粹精神分析的治疗程序可以快得多地得到治愈。比如，我在不超过五六次的面谈中完全治愈了一位甚至从幼年起就患有夜间遗尿症的15岁女孩，但她在其他方面很健康、很有天赋，在她班里名列第一，等等。在此之前，她曾经尝试过所有种类的治疗方式但没有任何疗效。
593 或许我应当去找出她的遗尿症与她的性心理压抑方面的精神分析联系，来对她做出解释，等等。但我不能这样做，这个女孩只有短短几天的复活节假日可以用来治疗：因此我只是对她进行了催眠，然后病症消失了。
594 在实践精神分析过程中，我利用催眠来帮助患者克服“阻抗”。
595 此外，我还在精神分析过程中使用不完全催眠，来加速“重构”阶段。
596 举个例子，有一位患有洗涤癖的患者被送给我治疗，在此之前，她曾接受过X医生一年的心理宣泄式治疗。患者洗涤仪式的象征意义在此之前已经对她做出过解释，但她在“发泄”所谓的童年期创伤过程中却变得越来越激动，这是因为，她曾通过自我暗示说服了她自己：她太老了而不能被治愈、她看不到“意象”，诸如此类。因此，我使用催眠来帮助她降低洗涤的次数——“以使得焦虑情绪散发出去”——并且还训练她在把东西扔到地上并把它们又捡起来后不去洗自己的手等等事情。
597 出于这些考虑，如果您觉得对这个问题有所深入，如果您愿意给我提供为什么催眠治疗程序应受谴责的更多理由，以及跟我解释怎样不用催眠而去治疗，或者解释一下在这些案例中用什么来替代催眠，那么我就应当感谢您。是否我所信服的东西我都会像您一样地把它抛弃掉；还是令您信服的东西对我而言却并不那么确信。尽管两人做的事情相同，但结果却并不相同。
598 现在我愿意继续您仅仅略略提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它可以用如下的问题提出：在神经症幻想之后，几乎总是（或总是）存在着一个属于当下的道德冲突。这对我来说相当清楚。在此，研究和治疗是一致的；它们的任务就是：寻找冲突的原因以及对冲突的理性解决方案。
599 好。——但理性的解决方案总是能被找到吗？“权宜的理由”是如此经常地堵塞道路，在各种患者身上都能看到（孩子们、年轻女孩们以及女人们，“虔诚的”——伪善的——天主教徒或新教家庭）。又是该死的机会主义！——当我一位同事对沉迷于手淫的年轻法国男孩开始进行性启蒙时，他是完全正确的。于是，就像某人有过的那种经验一样，冲进来一位顽固的奶奶，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不愉快的场景。在这些相似的情形中应该怎样行动呢？在爱情与责任之间——或者一般地，在本能与道德责任之间——存在着道德冲突（婚姻中的冲突）的那些情形中，应该做些什么呢？一个被癔症或焦虑症状所折磨、需要爱情但没有机会结婚，或者是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男人，并且由于她来自“良好家庭”而想保持贞洁的女孩，在这种情形下，应该做些什么呢？仅仅试图去通过暗示法来除去这些症状？但只要人们知道有一种更好的办法的话，这种办法就是错误的。
600 一个人应当怎样去调和自己内心的两种良心呢？这两种良心是：他不想把他的忠诚限制于内部（intramuros）真理的那种良心；以及医生的必须治愈患者的良心，或者如果他根据自己真正的确信（这应归于机会主义者的动机）而胆敢不去治愈患者，那么他至少必须得提供某些缓解剂的良心。我们生活在现在，但是带着未来的观念与理想而生活的。这就是我们的冲突所在，怎么去解决这种冲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