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伊医生致荣格医生（1913年1月12日）

576　　　您在我们最后一次面谈中所讲的东西特别的鼓舞人心。我原指望您能从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的立场出发来阐明我自己与我患者的梦。但相反，您把一个完全崭新的观点放到了我面前：由无意识所产生出来的梦，是一种恢复道德平衡的方式。这的确是一种全新的思想。但对我而言，更新鲜的是您的其他看法。您认为精神分析的任务要比我原先所想像的更为深远：它不再是一个摆脱麻烦的病态综合征的问题，而是一个接受精神分析的人学会去完全认识他自身——不仅仅是他的焦虑经验——以及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并塑造他自己的生活。而且，他自己必须就是建造者，分析师仅仅提供给他必要的工具。

577　　　首先，我想让您考虑什么可用来辩护布鲁尔和弗洛伊德原先的分析程序；这套分析程序现在已完全被弗洛伊德本人和您所抛弃，但比如说，被弗兰克用作他惟一的分析方法而加以实践：“轻度催眠下压抑情感的发泄。”为什么您要抛弃这种宣泄的分析方法？请解释一下。更精确地说，心理宣泄疗法中的轻度催眠，是否跟暗示疗法中被长期使用的睡眠期暗示有着不同的价值？也就是说，它仅仅具有医生所归之以的价值，或者说医生把患者的信念所赋之以的价值归之于它？换句话说，清醒状态中的暗示是否等同于催眠状态中的暗示，就像伯恩海姆在催眠中使用了许多年暗示方法之后在现在所宣称的那样？您会告诉我，我们应该谈论精神分析，而不是暗示。其实我实际上想说的是：催眠状态中的心理宣泄疗法会产生治疗结果（自然这取决于患者的年龄等方面的限制），暗示是不是心理宣泄疗法中产生出治疗效果的主要因素？弗兰克在他的《情感错乱》（Affektstörungen）一书中说：“暗示感受性与暗示这些片面的看法，就其重新出现的观念内容而言，在轻度睡眠的心理宣泄疗法中几乎完全被搁置了。”[3]他说的这些是真的吗？弗兰克自己又说：“对于那些年轻时候的梦——它们可宣泄积累起的焦虑，不管是在催眠状态还是在其他状态，人们怎么能去反思它们呢？难道我们不应当反而认为，对这些梦的反思会使焦虑状态变得甚至更加强烈吗？”（我自己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我并不喜欢它。）当然分析师会对患者说：“首先我们必须激动起来，然后再归于平静。”于是就平静下来了。但如果没有激动起来的过程，是否就不能归于平静呢？因为除了轻度催眠，患者通过经常性的谈话也能产生对分析师的信任，这种信任使得患者变得易受分析师直接暗示的影响，随后病情会有所改善，而患者也会得以治愈。我会进一步问道：在一场清醒状态下的分析中，这种方法所用来治愈患者的他自己的信念，再加上他对分析师不断增长着的信任，是不是患者治愈的一个主要原因？并且，我还会进一步问道：在每种被系统地贯彻实行的治疗方法中，对这种方法的信念以及对医生的信任，是不是这种方法成功的主要原因？我不会说是惟一的原因，这是因为人们不能否认，身体的、饮食的以及化学的过程，经过适当的选择，也会在治愈过程中发挥着它们自身的作用，它们会超过并优于非直接暗示所产生的显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