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伊医生致荣格医生（1913年2月16日）

632　　　您在信中提到，对文献有一个通盘的了解是进入精神分析的必要条件。我赞同这一观点，但有一个小小的保留意见：一个人对文献读得越多，那么他就会对在不同的作者之间存在着多少矛盾看得越来越清楚，而对追随哪种观点却知道得越来越少——直到他具备了足够丰富的个人经验为止，既然没有任何证明的断言被这么频繁地做出的话。比如说，我原先以为（我自己的暗示治疗经验强化了这个观点）对分析师的移情作用可能是治愈患者的一个基本条件。但您写道：“作为精神分析师，我们并不指望患者的信任，而是指望他们的批评。”与此相反，斯特克尔（Stekel）写道［参见“精神分析疗法的出路”（Ausgänge der psychoanalytischen Kuren），载于《精神分析核心期刊》（Zentralblatt für Psychoanalyse，第3卷，1912—1913，第176页）］：“对分析师的爱慕可以变成一种有益于痊愈的力量。神经症患者们从来不会由于爱自己而变得好起来，他们是由于对分析师的爱才变得好起来的。他们通过爱分析师来取悦他……”的确，在这里重点又一次地落到暗示的力量上了吗？而斯特克尔也认为自己是一名纯粹而朴素的精神分析师。在另一方面，您在2月28日的信中评论道：“分析师的人格是治愈的主要因素之一。”难道这不应翻译成：当分析师激起患者的尊敬而同时又值得患者去爱时，患者就会追随分析师的榜样来取悦于他，并且会竭力去克服自己的神经症来履行自己的人类义务（就该词的最宽泛意义而言）？

633　　　我想，当一个人已经获得足够丰富的个体经验后，他就会摆脱这种不确定状态，这样，他也才会知道哪种治疗程序最适合他自己的个性并能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要对自己加以分析的另一个原因，以便发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非常同意您在这个否定意义上对精神分析的定义：精神分析既不是一种联想回溯，也不是一种类似智力测验的检测方法，也不是一种发泄的宣泄式治疗方法。但您在肯定意义上的定义，即“精神分析是一种在发展起一个协调人格的过程中发现最低限度的阻抗线的方法”，在我看来只能应用于患者的懒惰上，而不能应用在为了实现生命中的一个新目标而释放被压抑的力比多上。

634　　　您说过，在神经症中没有一个统一的方向，这是因为互相矛盾的倾向阻碍了精神的适应活动。这是正确的，但依照如今已治愈的患者是否仅仅是为了避免痛苦（最低限度的阻抗线），还是为了去获得最大的快乐精神适应，而去重新定向他的生活，那么，精神的适应活动难道就不会变得截然不同了？在第一种情形中，他会变得更加消极，将会仅仅甘心于“对现实的镇定”（斯特克尔，第187页）；而在第二种情形中，他会变得对一些或其他事情或是一些人“充满了热情”。但决定他在“第二次”生命中变得更加积极还是更加消极的原因是什么呢？在您看来，这种决定性的因素是否会同时出现在分析过程中？还有，分析师是否应当仔细地避免由于自己的影响而把平衡倾斜于一侧或另一侧？或者，如果分析师并没有去制止住患者的力比多流向一个确定的方向的话，那么他是否必须得从根本上拒绝被称之为精神分析师所拥有的权利？此外，他是被当成“中庸的”还是“极端的”？（富尔特穆勒，“弗洛伊德学派的变化”《核心期刊》，第3卷，第191页）但是我认为您已在2月11日的信中预先回答了这个问题：“分析师这方面所进行的任何干扰在技术上完全是错误的。所谓的偶然性就是精神分析的法则与秩序。”不过，离开它的上下文，或许这句话并没有完全给出您的全部意味。

635　　　至于在分析开始之前要给予患者关于精神分析方法的知识方面，您似乎与弗洛伊德及斯特克尔是一致的：太少比太多要好。这是因为，灌输给患者的知识总之会让他们一知半解，而这种一知半解就会招致“想要知道更多”，而这只会阻碍分析进程。因此，在做了一个简短的解释之后，首先要让患者开始说话，并指出各处的联系；接下来，在意识材料被耗尽之后，继续探讨梦。

636　　然而，这里出现了阻碍我的另一个障碍，这个障碍我已在我们的会面中指出来过：您发现患者会采用分析师的腔调、语言或行话（不管是出于有意识的模仿、移情，还是简单的挑衅，来用他自己的武器去跟分析师战斗）——这样您怎么能够阻止患者被暗示着去开始创造出作为被设想成早年儿童期真实创伤的种种幻想，以及被设想成是自发的但却是实在的梦，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尽管是无心的？

637　　在福雷尔［在《催眠》（Der Hypnotismus）中］让其患者去做那些他想让他们去做的梦，而我自己也很容易地重复了这种实验的时候，我曾跟您说过。不过，如果分析师想要什么也不加以暗示，那么他就必须在大部分时间都保持沉默并让患者说话——除了如下情形：当他要解释梦的时候可能会把自己的解释加诸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