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市州科技创新能力评价分析
（1）湖北市州科技创新能力整体分析
①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表9－7是通过对湖北各市州科技创新能力共29个指标的数据进行计算，进而得出的各指标的熵值、差异性系数和权重。
表9－7 熵值、差异性系数和权重
续表
（2）评价过程与结果
根据上述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最终得出各市州的创新能力评价结果。如表9－8所示。
表9－8 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结果
①总体科技创新能力评价
从整体结果来看，武汉、襄阳、宜昌分别位居前三，其综合科技创新能力水平较强。由于潜江、天门、仙桃、神农架属于县级单位，整体规模较小，故在排名中靠后。从效用值大小来看，武汉已达到396．97分，而第二名襄阳只有94．36分，武汉的效用值是襄阳的4．2倍；而鄂州、随州、咸宁、恩施四地效用值均不到30分，科技创新水平整体较弱，发展极不均衡。在以后的发展中，武汉作为湖北的龙头城市，必须起到辐射带动作用，同时注重资源倾斜，扩大湖北科技创新能力的中间力量，让襄阳、宜昌、黄石、十堰等地逐步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进而提高湖北整体实力。
②企业创新力比较
从企业创新能力来看，武汉依然以66．21分的效用值高居榜首，襄阳以31．12分居于第二位，黄石24．23分排在第三位。天门虽然是县级市，但其企业创新能力却在咸宁、鄂州、恩施之上，企业创新能力较强。从研发投入的角度来看，湖北各市州在研发经费与研发人员投入力度上不断加大，对其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整体情况趋向于良好状态发展。就新产品研发情况来看，尽管各市州新产品销售收入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但整体效果较全国范围内看来仍有差距，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湖北整体创新成果转化不足，未来应重点加强创新成果转化力度，进而增强创新绩效。
③产业带动力比较
产业带动力整体排名与总体综合能力排名大体一致，武汉、襄阳、宜昌分别以29．0分、12．2分、9．08分位居前三名。但值得注意的是，神农架的产业带动力以7．43分位居全省第四位，这主要是缘于神农架地区以自然资源为依托，结合旅游业带来的巨大优势重点发展生态产业，从而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产业关联度很强。其次，荆州的产业带动力居于第10位，与其他能力相比稍显落后。但整体看来，湖北第三产业比重还偏小，产业的附加值较低，湖北作为中部重要的粮食产地，第一产业比重较大。在调整产业结构时，“三农”问题依然是问题的重点与难点。
④环境保障力比较
就环境保障能力而言，两极分化情况最为严重，武汉以169．26分的效用值排在第一位，但除去四个县级市外，位于排名最末的地级市随州市环境保障力的效用值仅为3．64，武汉是其46．5倍左右。严重的两极分化也充分说明其他各市州在科技、金融与中介服务等环节的欠缺。金融支持力度不足、中介服务机构效率偏低等都是目前各地区面临的重要问题。
⑤机制促进力比较
武汉、宜昌、襄阳三市位居机制促进力排名前三位，效用值分别为93．90、22．29和20．65，这些地区的创新要素联系较为频繁，合作发生的概率高，具有鼓励合作、鼓励技术引进与交易的氛围，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支持创新的作用。十堰、孝感、黄石紧随其后，效用值分别为11．18、8．77和8．10。总体来说，湖北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科技创新活动联系较为密切，但技术市场活力不足、企业技术引进程度相对较弱。
⑥社会贡献力比较
除武汉、宜昌、襄阳排在前三位外，鄂州、黄石和荆州的社会贡献力亦比较高，效用值分别达到7．73、5．53与4．75，但黄冈和十堰的社会贡献能力相对较弱，排名分别位于第十三位和第十四位。湖北的经济贡献能力处在中等水平，与科技环境和研发投入等环节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对称性，非经济贡献能力亦有待进一步提高。
（2）湖北市州科技创新能力聚类分析
为了反映湖北各市州的相对排位，采用聚类分析方法衡量各市州的科技创新能力，在进行聚类分析时，使用层次聚类法（即系统聚类分析法）进行分析。一方面，该方法是根据观察值或变量加以分类，可以衡量类间的异质性；另一方面，系统分析法适合处理小样本数据，对本文所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较为适用。
分析过程中，有效案例百分比达到86%，如表9－9所示，分类结果良好，具有较高的科学性。
表9－9 案例处理汇总
在图9－7所显示的树状图中，直线代表阶段，例如在第一阶段，个案6、14、15、11、13、17、7、12、16、9、10、8已经汇聚在一起，个案2、3汇聚在一起，以此类推。直至第25阶段，个案1所代表的武汉才和其他城市汇聚在一起，这也充分说明在科技创新能力上，其他各城市和武汉之间仍存有巨大差距。
图9－7 聚类树状图
在聚类成员中，本文选择单一方案，即将17市州共分为4类，最终结果如表9－10所示。
表9－10 聚类结果
（3）湖北市州科技创新能力关联分析
前文中采用熵值法对湖北市州科技创新能力进行了整体评价，为进一步剖析各市州科技创新能力不同指标之间的关系，分析其现阶段的发展状况，在本小节中将对前文所建立的指标体系进行调整与筛检，从内生功能与外显绩效两个维度进行划分，深入分析各市州科技创新能力，找出制约其发展的关键环节。调整后的指标体系如表9－11所示，内生功能包含11个指标，外显绩效包含10个指标。
表9－11 指标汇总
续表
①因子分析过程
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首先对内生功能与外显绩效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内生功能KMO值为0．751，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的Sig．为0．000，外显绩效KMO值为0．666，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的Sig．为0．000，均符合相关要求，较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结果如表9－12所示）。
表9－12 KMO和Bartlett的检验
SPSS软件在进行公共因子提取时，要求特征根必须大于1。根据这一要求，科技创新能力体系的内生功能子系统共提取了两个公共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86．146%；外显绩效子系统共提取三个公共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91．539%。二者的累积方差贡献率均在85%以上，表明在进行因子分析时，变量信息损失较小，提取的公共因子能够解释大部分原始数据，效果理想。解释的总方差结果如表9－13所示。
表9－13 变量总方差分解表
表9－14显示了各公共因子的载荷矩阵和得分矩阵具体情况，因子的抽取是考虑旋转后因子载荷量数值较大的那些变量，以因子分析获得因子矩阵及其他相关数据后，必须对各个因子所代表的意义加以解释命名，以显示变量与因子间的关系。内生功能方面，公共因子1在V1、V2、V3、V4、V5、V6、V10、V11这些变量上具有较大载荷，而这些变量主要描述了各地区科技创新系统的自身投入能力以及企业对外部资源的吸收能力，因此将该公共因子命名为资源输入因子；公共因子2在V7、V8、V9这三个变量上具有较大载荷，而这三个变量主要反映了创新资源在各主体内的流动情况，因此将该公共因子命名为要素协同因子。外显绩效方面，公共因子1在W1、W4、W5、W9这些变量上具有较大载荷，这些变量主要描述了各地区在新产品销售收入、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因此将其命名为资源输出因子；公共因子2在变量W7、W8、W10上具有较大载荷，这些变量主要反映了地方公共财政收入、人均GDP等社会效益情况，故将其命名为社会效益因子；而公共因子3在W2、W3、W6这三个因子上具有较大载荷，这三个因子主要反映了各地区创新产出的结构比例情况，因此命名为结构优化因子。
表9－14 因子载荷与得分矩阵表
表9－15湖北各市州排名
由SPSS软件自动计算得出各公共因子得分及排序。以各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最终计算得出湖北各市州在内生功能与外显绩效的最终得分，结果如表9－15所示，内生功能排在前三位的城市是武汉、襄阳和宜昌，除省直辖市之外，咸宁和鄂州的内生功能整体较弱。外显绩效排在前三位的城市与排在内生功能前三位的城市一致，同样是武汉、襄阳和宜昌，排名靠后的地级市为鄂州和荆门。
②回归分析过程
由因子分析看出，区域科技创新系统中内生功能与外显绩效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其进行回归分析，以内生功能总得分作为自变量X，以外显绩效总得分作为因变量Y。结果显示，回归分析中拟合优度检验R2的判定系数为0．957，因此回归直线对观测值的拟合程度很好；回归系数的T检验值P＜0．001，F值为331，建立的回归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根据结果显示，回归方程为：
结果表明内生功能与外显绩效具有较强的正向关联性。回归图例如图9－8所示。
图9－8 回归分析拟合图
③双重聚类分析
由于内生功能与外显绩效具有显著关联性，因此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分析可以根据这两个维度进行双重聚类，并在坐标系内标明各市州科技创新能力所处的相对位置关系。将17个市州按照内生功能和外显绩效两个标准分别进行聚类，目的是为了明确各市州在这两方面的实力。将内生功能和外显绩效划分为三个档次——好、中、差，规定聚类的类数为3个，分类结果如图9－9所示。
图9－9 双重聚类分析图
从聚类结果来看，武汉的内生功能与外显绩效在湖北内均处在最强位置。武汉作为副省级城市，经济实力强大、科教水平突出，不但拥有80多所高等院校，国家级孵化器亦增至46家，位居中部第一。襄阳和宜昌的内生功能和外显绩效均处在中等水平，这说明二者科技创新能力发展较为均衡，自身创新资源投入、产业结构以及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交流较为良好，在创新效益产出、整个城市的经济实力和非经济贡献等方面也表现不错。黄石和孝感的内生功能一般但外显绩效表现较弱，其企业研发、产业匹配性、科技环境、金融环境等内生功能性指标有较高的效用值，排名较靠前，但是其产业创新度、新产品销售状况以及社会贡献能力不够理想，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缘于缺乏有效的成果转化机制，使得创新资源的投入没有较好的被转化为科技成果和生产力水平。十堰和荆州外显绩效中等但内生功能较弱，这亦从侧面反映出这些城市采取的是依靠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科技创新内部结构要素之间的协同、创新促进机制的建立未能与之同步配套发展。而鄂州、荆门、黄冈、咸宁、随州、恩施、仙桃、潜江、天门、神农架这些地区的内生功能和外显绩效均不理想，处在较弱水平。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是某些城市虽然具有一定的创新氛围，但这些优势资源过于单一和微弱，未能从根本上驱动整个地区采取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和走集约型发展道路；二是某些地区产业链不完善、产业关联性不足，导致产出能力较差，这与一些城市只重招商引资数量而忽视产业链建设有关；三是某些地区产业集群缺乏规模，未能形成集聚效应。总体来看，湖北大部分城市科技创新能力发展是均衡的，但整体的实力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