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众创空间发展的现状及格局
（1）孵化器起步早，进化快
1987年6月，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是中国孵化器事业的发源地，也是国内第一家由事业单位改制为公司化运作的企业孵化器。在随后20多年的时间里，湖北孵化器数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截至2015年底，各级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200多家，孵化面积达到900多万平方米，基本覆盖全省各市州和国家级、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其中，国家级孵化器数量43家，数量位居中部第一；孵化器数量、面积以及在孵企业数，均位居中部第一。
湖北孵化器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20多年间经历了从孵化器1．0的“二房东”身份到2．0的“服务员”，而今发展成为“天使＋孵化”的3．0版本。运营主体也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导，到政府与大型企业合作，再到创投机构或者各类民间资本共同兴办，逐渐形成了市场化的新型孵化器。
表10－2 湖北孵化器发展历程
（2）传统型孵化器多，创新型孵化器少
湖北孵化器虽多，但大多数是传统型孵化器，众创空间等新型孵化器数量仍然偏少。以国家级孵化器为例，截至2016年2月，湖北共有43家国家级孵化器，传统型孵化器占29家，而国家认定的众创空间仅为14家。
表10－3 湖北孵化器分类情况
从产业领域看，湖北众创空间主要集中于五大板块：一是光电子信息，如武汉光电谷孵化器、武汉长城创新科技园、工科院科技园孵化器、光谷创客空间等；二是生物医药产业，如光谷新药孵化平台、高科医疗器械园等；三是创意设计产业，如东创创意园、光谷创意产业孵化器等；四是节能环保产业，如青山创业中心、华创源孵化器等；五是“互联网＋”、物联网、3D打印、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3）武汉集聚效应明显，地区分布不均衡
受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对众创空间的认识程度、政策支持力度等因素影响，湖北大众创新创业及众创空间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失衡。武汉创业创新较为活跃，不断涌现出一大批各具特色的众创空间。相对而言，地区较偏远、经济欠发达的区县城市，其产业模式落后、发展创新能力不足、经济效益较低，“双创”的红利更需惠及。然而，人才匮乏、资源短缺、认识不足、扶持难以到位等各种因素限制着这些地区众创空间的发展，利用众创空间带动产业转型和经济效益仍然任重而道远。截至目前，湖北共有14家国家级众创空间，全部集中在武汉东湖高新区，其他6家国家级高新区均没有1家国家级众创空间。湖北科技厅认定的首批80家省级众创空间中，50家集聚在武汉（其中东湖高新有33家），7家在襄阳，4家在黄石，宜昌、十堰、荆门、鄂州各3家，咸宁2家，孝感、仙桃各1家。钱江、随州、天门、恩施、神农架等还没有一家省级众创空间。
图10－4 湖北省级众创空间分布
（4）众创空间经验不足，形式趋同
众创空间在湖北蓬勃发展，起到了服务企业创业创新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这一些问题。
其一，运营模式趋同。湖北众创空间成立时间较短，普遍不足3年，运营经验有限，主要是模仿美国硅谷和中关村的做法经验，并没有真正创新的商业模式。在14家国家创新型孵化器中，以“咖啡厅”形式出现的就有7家，商业模式严重趋同。
其二，服务能力有限。部分创新型孵化器“新瓶装老酒”，出现定位服务能力不足、基础配套设施不全、科学运营模式不健全、管理团队水平和专业质量难以匹配支撑等问题，众创空间成了“空架子”“杂货铺”，没有整合各种资源的能力，也无法为创业者提供真正需要的创业服务和融资服务，只是借着“创业”的噱头，销售地产、出租办公场所、经营咖啡简餐。
其三，持续盈利困难。部分孵化器资金实力不足，盈利模式不清，陷入运营困境。一方面，在房价较高的城市，众创空间的租金成本和运营成本较高，高成本与高服务的巨大落差，致使众创空间很难摸索出成熟的盈利模式；另一方面，众创空间的“大跃进”，促使地产商争相加入分食，而由他们主导的众创空间多以租金作为重要盈利来源，不能真正给予创客们场地和服务上的优惠。同时，这些众创空间的服务往往只停留在提供平台的初级层面，甚至为求办公使用率的上升，未对进驻的创客进行审核，拉低了众创空间的专业度。
其四，市场准入不畅。一方面，湖北众创空间刚刚开始创办设立，当地工商部门尚未具备配套的登记注册实施办法，对其行业类型、企业名称、经营范围等要素的核准缺乏成熟的操作依据，导致众创空间市场准入困难。某些实际上为创客提供服务的众创空间，准其经营范围在法律上尚未有对应的表述，常常被核定为“投资”“信息咨询”“商务服务”等，导致企业定位不清晰。另一方面，工商部门对登记为企业住所的房屋类型、用途等审查较为严格，住所登记手续较为复杂，“一址多照”政策尚未完全放开，集中办公区登记制度尚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众创空间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