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朱士华同志是我指导过的博士生。他好学上进、刻苦勤奋、思想活跃，是一位工作认真的高校老师。近日，十分高兴地获悉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的专著——《行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即将出版，欣然应允为本书作序。
作者广泛地阅读了关于国家治理、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现代化等有关资料，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初步通过新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建构等问题，形成自己一些独到的、新颖的见解。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走向大国治理、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也是当今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工作核心所在，在全球化国家治理竞争和中国自身国家治理危机的双重碾压下，提升中国国家治理能力是应对困境的必然选择。 自党的十七大以来，实现中国政治民主化、增加民众参政议政的程度、让人民当家作主一直是党和国家历代领导人所倡导的政治核心价值理念，本书选择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行业组织政策参与问题作为研究的兴趣点，体现了作者作为一名政治社会学问题的研究者对中国当今政治社会问题的积极关注和研究问题的落地性。学以致用，学以国用，关注自身国家的现实政治社会问题，体现了一名研究者的敏锐观察性和时代的使命感。
本书在研究中采用独特的研究视角。国家治理现代化建构过程体现出一个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和治理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它不仅是现代治理制度体系静态的建构，更是国家治理主体不断参与合作治理动态的过程。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构的演进中，如何提升治理主体能力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问题。由此，本书选择中国行业组织政策参与问题作为考量微观治理主体参与国家治理现实境遇，研究思路体现了逆向思维性。在研究中，通过行业组织政策参与遇到困境、化解等问题的研究，来镜像中国国家治理建构中遭遇的困境等问题，折射了作者研究问题的新视角。其实，来自于微观的、民主化的、边缘化的治理主体能力的变化和多元参与的不断介入和改进的意义在于，一旦宏观制度空间出现巨大的转换，这种改进将是显著的，并使得新制度建构具有一个扎实的微观治理基础。显然，本书采用行业组织政策参与作为研究切入点，体现了从微观治理到宏观治理建构的研究特点，研究的视角富有特色。
本书结构合理、推理严谨。从本书章节上看，加上导论部分，本书共有八个部分。在导论中，本书对研究问题、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行业组织政策参与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等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深刻揭示了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渐进的演变下，中国的行业组织政策参与角色功能已经显现出来，它对于化解公民政策参与渠道狭窄之困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构都体现出较为重要的价值意义。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合作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和体系，提升自我治理能力的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良好、有序的行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有利于国家管理现代化的建构。面对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的行业组织，规范它们参与行为不仅在民主场域中训练了公民的民主技能，也在拓展公民政策参与渠道。由此，本书在导论中提出通过考察行业组织政策参与困境、化解等问题，刚好可以揭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建构面临的结构性国家与社会关系等问题。在提出研究问题和思路之后，为了使研究富有实证性，本书在第一章到最后第七章中，以富有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行业组织——温州商会为个案来镜像中国行业组织政策目前参与现状、存在的问题、民主意义和化解之路径等，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国家权威型治理模式建构的原因和未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构面临社会结构调适等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本书结构严谨，论述清楚，较好地论证了导论中提出的问题。
总之，本书通过研究、著述，让我们初步了解：第一，国家治理现代化建构需要宏观、微观的双轮驱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既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制度的建构，也需要微观的治理主体的积极参与，双轮驱动方可快速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到来。诚然，国家或者政府在现有的社会状态下，拥有了较多的公共权力，它们通过合法的公权力推进先进制度体系的建构是比较利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构，但如果缺乏微观治理主体的参与行为，如公民、行业组织等的参与，中国宏观制度的建构最多是文件政治，无法让人民真正地实现当家作主，参与国家、社会治理等。由此，本书提出通过化解行业组织政策参与之困，通过微观制度的建构为民众参与国家治理提供治理途径，显然既改变了中国当今微观参与渠道狭窄问题，也推进了宏观参与制度落地性的实现。第二，中国现有的行业组织政策参与存在较大的困境和较弱的民主意义，需要化解其困境、提升其价值意义。在“全球结社革命”[1]悄然蔓延的国际趋势下，行业组织在参与社会公共治理、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行业组织在参与治理的同时，其政策参与行为也逐渐成为常态化的行为，并为公民和社会进行有序的政策参与提供一个新的途径，具备一定民主政治意义。本书通过温州商会政策参与个案的研究提出，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的途径包括政策制定参与途径、私人接触参与途径、行政吸纳参与途径、联盟游说参与途径、抗争参与途径等。这表明了，中国行业组织政策参与已经出现了新气象，但纵观中国整体社会生态看，行业组织政策参与面临着合法性缺失、 自治生态环境缺失、独立自治性缺失和微观制度化参与途径缺失。本书通过研究发现，导致行业组织政策参与出现困境最为深层次的原因是政府对行业组织采取了经济契合策略性选择政策。这种政策容易使行业组织参与治理缺乏制度化保护，经济契合逻辑不断地型塑着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微观结构性基础的建构。第三，权威型国家治理模式：中国当下适合性的治理模式。合理的建构中国当下的国家治理模式不仅利于推进自身治理现代化的建构，而且还能避免中国陷入治理陷阱。本书提出，国家治理模式有政府全能治理模式、社会自治治理模式和合作治理模式。政府全能治理模式体现了治理主体的唯一性、贤人治理的特点。面对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异较大的国家，中国显然很难适应政府全能、贤人治国的治理模式，治理的结果很可能容易滑向专制型的管理，并最终违背民主政治发展的初衷和未来追求的民主价值。社会自治治理模式具有公民、组织等高度自治的特点，从摆脱“利维坦”控制上看，社会自治治理模式完成了迄今为止最为令人心动的自由广度，但在现实上，社会自治治理模式所需要的成熟公民、包容精神和自律的共同体等基础性条件很难有许多国家所具备。合作治理模式是追求多元化治理主体的合作，体现出公共治理权力多元化、分散化、价值重叠共识等特点，但面对像中国这样超大型国家，社会发展又是相对不发达的国家，一旦缺失核心治理主体的引领，通过协商共治不仅无法较快地完成治理任务，可能还会酿成治理危机的加剧。由此，构建合适的治理模式需要考虑自身国家的发展现状。鉴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国当今可能最适合的治理模式是权威型治理模式。本书认为，权威型治理模式强调合作，也关注政府权威性，在中国现有的强国家与弱社会关系、公民或行业组织政策参与出现新气象、发展中大国的治理需要权威等复杂环境下，权威型合作治理模式尽管不是中国现代化的治理模式，但依然成为中国国家治理当今最适宜的选择。第四，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适：影响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现代化建构的结构性障碍。如果说良性的中国行业组织政策参与行为利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那么通过制度化建构，理顺国家与社会关系成为化解行业组织政策参与困境和建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共同路径选择。通过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具体的推进路径，中国最终将完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构。本书从政府职能转变、社会参与力量的培养和法律制度的设计三种路径化解国家强、社会弱这一不利于行业组织政策参与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构的结构性条件出发，在完成行业组织和政府公共性培育的前提下，最终营造一个具有公共性、合作性、政府为主导的治理路径。 自此，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具备了良好的社会治理结构状态。
理论与现实总是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朱士华同志通过行业组织政策参与视角研究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尽管只是一次理论探讨的尝试，有些地方存在问题，比如，由于书籍篇幅等问题，个案研究过于单一，研究问题有些尚待细化、深挖等，但是瑕不掩瑜，从整体上看，本书不失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行业组织政策参与价值意义等方面有一定理论深度探讨的尝试。我期待朱士华同志在以后的研究中能有更大的发展和建树。
庞绍堂
2016年8月15日
【注释】
[1]［美］莱斯特·M.萨拉蒙：《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贾西津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