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研究：温州商会政策参与

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中国行业组织的数量在逐年增多，再加上个人的精力、时间等方面的有限性，因此探析所有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的状况恐怕是不可能的。本书由此选择温州商会这一典型行业组织作为个案研究对象。“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希望了解人类体验的优势，必须从少数个案入手。”^[1]中国学者费孝通先生在回答学者利奇的质疑时认为，通过个案的微观研究可以概括出中国的一般国情。费孝通先生曾经用江村作为典型个案来探析中国农村问题，他认为：“江村固然不是中国农村的 ‘典型’，但不失为许多中国农村所共有的 ‘类型’或 ‘模式’。”^[2]由此，本书认为，尽管选择温州商会政策参与作为个案很难完全说明中国所有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的现状、困难等问题，但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宏观结构框架下，从温州商会政策参与的现实情况上看，通过温州商会政策参与的研究可以找到中国行业组织政策参与带有共性、普遍性的东西。因为通过个案的研究，可以形成一种“可外推性”，也即是“总代表性”。学者斯特劳斯和科宾认为，“可外推性”是指“概念的代表性”，意思是指通过个案的研究可以集中表现出某个类型的特点和属性，能够揭示有关这一类现象的主要要素及其关系，因此称之为“分类同质化”的外推。^[3]由此，本书以温州商会政策参与作为个案来研究中国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的途径、类别等问题，可以探析中国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的一般性问题。这种研究体现了个别和一般的逻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