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组织培养公民意识，催生理性公民行为
公民能否进行有序的政策参与，除了和公民是否进行组织化的政策参与或者公民是否有着宽广的参与渠道有关之外，还和公民自身的公民意识是否缺失有很大的关系。公民意识一般指涉公民个人对于自身在国家中地位的一种自我认识。公民具有了公民意识就会自觉地去遵守宪法和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主动地把自己融入国家之中，内心时刻充满了自我意识。[57]中国历来是个缺失公民意识的国家，从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和“权威崇拜思想”，再到现代的集权制度下政治冷漠和消极思想等，无不体现出中国公民意识的短缺。在这种文化的长期影响下，中国公民的个体意识和公民的主体地位较为缺失，并且随之而来的是公民独立人格的萎缩和臣民文化的形成，由此导致了现代中国公民政策参与自我意识的泯灭、权利意识的缺乏和自主能力的羸弱。[58]中国要想培养公民的理性行为，除了依赖于公民文化的长期培养之外，还要通过行业组织民主场域的训练达到公民参与意识的增强。因为良好的公民文化需要漫长的时间才可以铸就，而时下的行业组织由于自身的特点，如组织成员的自愿、平等、协商对话等可以较好地对会员进行民主技能、民主知识和民主意识的培训。会员的民主观念和民主意识使公民在以后的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中学会参与的技能，形成独立的人格和公民精神。公民一旦具备了公民意识，就会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甚至于还认为，参与政治生活应该具备理性的、合法的、 自愿的品行，中国社会就会因此减少公民无序政策参与行为的发生。
可见，公民如果要进行有序的政策参与，在时下的政策参与渠道不太丰富的情况下，壮大中国行业组织，推进行业组织政策参与不失为一个推进中国公民进行有序政策参与的重要途径，有着重要的民主意义。
【注释】
[1]［美］马克·彼特拉克：《当代西方对民主的探索：希望、危险与前景》，载《国外政治学》1989年第1期。
[2]［美］萨缪尔·P.亨廷顿等：《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吴志华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3]参见孙关宏、胡雨春、任军锋主编：《政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页。
[4]王绍光：《多元统一——第三部门的国际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5]参见陈剩勇：《组织化、 自主治理与民主：浙江民间商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258页。
[6]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0页。
[7]［奥地利］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杨中秋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295～396页。
[8]［美］萨缪尔·P.亨廷顿等：《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的浪潮》，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页。
[9]参见王明生等：《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10]参见李金河、徐峰：《当代中国公众政治参与和决策科学化》，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11]［美］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119页。
[12]［美］马克·彼特拉克：《当代西方对民主的探索：希望、危险与前景》，载《国外政治学》1989年第1期。
[13]参见孙关宏等：《政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1页。
[14]Peter L.Berger and Richard John Neuhaus： To Empower People： The Role of Mediating Structures in Public Policy，Washington：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1977.
[15]参见［英］洛克：《政府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35页。
[16]［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38页。
[17]参见上书，第640页。
[18]［美］罗伯特·达尔：《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尤正明译，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19]Robert Nisbet： Community and Power，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20]参见陈剩勇：《组织化、 自主治理与民主：浙江民间商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页。
[21]［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17页。
[22]［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3页。
[23]Peter L.Berger and Richard John Neuhaus： To Empower People： The Role of Mediating Structures in Public Policy，Washington：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uti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1977.
[24]［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0页。
[25]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5 ～ 78页。
[26]Schattsneider： 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A Realist's Wiew of Denocracy in American，New York：Hold，Rinehart and Winston，1960.
[27]参见陈剩勇：《组织化、 自主治理与民主：浙江民间商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
[28]参见徐明：《民营力量：温州商会做好企业“老娘舅”》，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12月27日。
[29]［意］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页。
[30]参见《光明日报》，2006年10月19日。
[31]参见王玉宝：《公民行业组织政治参与的效能分析》，载《市场周刊》2007年第4期。
[32]参见赵丽江：《中国私人企业家的政治参与》，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33]参见郁建兴、江华、周俊：《在参与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公民社会——基于浙江温州商会的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
[34]参见《温州行业协会商会示范化建设》申报项目，2014年温州皮革化工商会申报材料。
[35]参见［法］迪尔凯姆：《社会学研究方法》，胡伟译，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90 ～ 93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7页。
[37]参见李世众：《晚清绅士与地方政治——以温州为中心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页。
[38]参见郁建兴、江华、周俊：《在参与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公民社会——基于浙江温州商会的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
[39]［意］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页。
[40]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23，《汉书》，中华书局出版社1977年版。
[41]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19，《史记》，中华书局出版社1977年版。
[42]参见徐令义：《温州实验区发展态势》，上海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43]［美］菲利克斯·格罗斯：《公民与国家》，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3页。
[44]参见陈华：《吸纳与合作——中国行业组织与社会管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6页。
[45]［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9页。
[46]参见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47]参见陈华：《吸纳与合作——中国行业组织与社会管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2页。
[48]戎文佐：《从部门管理向行业管理的实质、难点、方案、对称》，载《中国行业协会——改革与探索》，中国商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
[49]参见［美］阿尔蒙德、西德尼·伏巴：《公民文化》，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83～258 页。
[50]孙立平：《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载周晓虹：《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页。董明：《中国私营企业家的政治心态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308页。
[51]参加刘美萍：《行业组织：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载《天津行政学院》第13卷第5期。
[52]参见魏星河：《中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含义、特点、及价值》，载《政治学研究》2007年第2期。
[53]［美］萨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3页。
[54]参见刘美萍：《行业组织：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载《天津行政学院》第13卷第5期。
[55]参见刘美萍：《行业组织：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载《天津行政学院》第13卷第5期。
[56]参见刘美萍：《行业组织：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载《天津行政学院》第13卷第5期。
[57]参见孙玉华、宋富华：《强化公民意识：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条件》，载《学术交流》2009年。
[58]参见刘美萍：《行业组织：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载《天津行政学院》第13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