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与行业组织政策参与
1.现代化与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现代化”概念自第一次出现以来，历经两个多世纪概念的沉浮发展，到现在已经演绎到关于“后现代”的解读和研讨阶段。从19世纪到20世纪时期的马克思对现代化理论的推动，到现在关于现代化和民主关系的讨论，人们逐渐清晰了对于现代化基本内涵的界定，也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统一。可能各个国家进行现代化的历程或者学者研究视角会体现出差异性，但人们普遍认为，现代化是指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系列转变过程。每个国家都会经历，“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37]“现代化的核心概念的内涵是，经济和技术发展会带来大致可以预期的社会和政治变革。”[38]西方许多国家已经走向国家的现代化，而像中国这样一个超然大国在向现代化迈进中，因为后发性的特点体现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紧迫性和可以借鉴性。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在和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比较中，也存在着巨大差距、彼此依赖、对比产生的沮丧心理和后发的紧迫性。[39]由此，很多学者认为，在自身的现代化发展中，中国不可能完全学习西方，早期完全西方化的现代化理论需要加以修正。学者们认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是线性发展方向，发展方向不是唯一，而是有其特殊性；社会——文化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使现代化的后果并没有造就一个大同的文化世界；现代化不是西方化；现代化不一定带来民主。[40]由此，在中国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完全模拟西方社会路径并不可取，应该有自己的路径和方式。由于现代化带来一个不可更改的后果就是经济领域的变化给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带来巨大的冲击，所以人们参与的空间在变大，具有自主精神的个体、组织在成长，并且渐渐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中国国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因此具有福音。
那么，何为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指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一般指涉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体制或机制、法律法规，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41]学者刘涛认为，国家治理的一般特点是：治理内容的公域性和多样性；治理主体的多样化；治理手段的多样化和柔性化。[42]学者徐湘林认为，国家治理内容至少包括：共同价值体系的塑造、国家权威的强化、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经济持续发展的促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国家与社会彼此的互动。[43]学者王嘉让认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标志是：民主、法治、科学、公平、创新和和谐等。[44]由此可见，尽管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内涵因为治理体系的丰富程度无法加以具体限定，但是单就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来说，一个现代化治理的国家必须具备一些特征[45]：一是有一个系统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完善的制度体系。符合现代的、适合中国的一套特色政治制度体系是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保障。二是民主性。国家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意味着彼此的合作性，而众多治理主体的出现就会带来共同分担政策参与的权力。国家要大力发展民主政治，为各个个体、行业组织提供参与渠道，提升他们的政策参与能力，承担更多的治理责任。三是创新性。现代化本来就是一个概念和内容的非直线型过程，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也需要敢于打破常规，积极地吸收适合于中国的制度设计理念和民主制度。这样方可不断地走在现代化的最前沿。
如果说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个静态层面的制度设计，那么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实就是如何运用治理制度体系管理国家各个领域的一种能力，它是一个动态层面的设计。国家治理能力的大小，一是受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先进性的影响；二是受治理主体自身能力素养的影响。就中国来说，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先要积极地提高政党的执政能力，因为我们党是执政党，处在国家权力中心位置，需要提升自身的执政能力，因为缺乏一个优秀的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党是无法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同时，政府在国家治理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责任，需要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因为缺乏一个善于服务的政府是无法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当今社会很多国家都在打造无缝隙政府、质量政府或者是有限政府，其实均是希望通过改造政府，运用企业治理的一些模式来提升政府管理水平，并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我国正在从政府层面积极地进行职能转变，着力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出现，以便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构的速度。除了党和政府层面治理能力的提升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公民或者行业组织的治理能力也必须要得到提升。如果缺乏行业组织积极地参与治理活动，单靠政府或者政党无法完成后现代以来复杂的国家治理活动。因此，考察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高低，国家行业组织的治理能力将是一个重要的参数、视角。
2.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程度是考察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否成熟的新视角
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表明中国需要具备一系列治理国家的体制、机制、法规等。为此，构筑既符合中国目前发展的治理制度、也符合现代政治下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价值要求的治理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摸索中逐渐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政协制度、选举制度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反映了现代政治民主化的结果，富有中国特色。在民主制度的推动下，公民或者行业组织的政策参与积极性大为增加，多样化政策参与成为中国近几年政治生活的新篇章。但不可否认的是，考察公民或者行业组织的政策参与的实际情况，现有政策参与渠道的缺失成为影响当今政策参与效果的最大因素之一。我国的人大制度、政党制度等先进政治制度，在现实的实际操作中因为现有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条件的缺失制约了其功能的释放，降低它们的民主政治价值意义。缺乏公民和行业组织的政策参与，先进的民主制度也释放不了更高价值意义，也不会长期促进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当前合理的民主制度、机制是符合中国特色的，既是长期政治制度建设的结果，也是人民长期革命、参与推进的结果。如果缺乏个体或者组织的政策参与，那中国现代民主制度的发展将会遇到阻碍。因此，个体或者行业组织的政策参与可以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推动者，一个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程度和国家治理主体的政策参与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
同样，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指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体现了治理政策的科学性和高效性。一个具备现代化治理能力的国家不一定是政府管的最少的国家，但是一定是政府治理最好的国家。就中国而言，良好的治理能力必然体现在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现有的政府治理能力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现实的选择，在政治生活中党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国家的大政方针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出来，缺乏一个符合时代潮流和较强执政能力的执政党是不能够引领我国继续走向新的胜利。因此，中国共产党也需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从民主集中制的建立到党内民主政治生活参与的发展，再到“三个代表”的提出，都折射了中国共产党在努力地提升自己执政能力的愿望。当然，我们党要想真正地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以便迎合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构的需要，必须通过政策参与介入国家政治生活中，通过政策参与提出自己的政治意愿，并通过法律的认可上升为国家意志，实现党的执政宗旨的国家化。其实，政党政治制度本来就是通过组织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并一步步地汇集到政治中来的一种政策参与制度。如果说执政党是影响中国国家意志的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者，那么相对于国家层面来说，良好的政府治理能力则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微观基础。政府治理能力的好坏一方面由政府适度规模所决定，另一方面也由政府官员自身素质所决定。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来讲，政府治理的规模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关键是看政府是否适合于国家治理。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未来可能面临一定的治理危机和治理成本。为此，形成一个具有较强的政府治理能力来化解国家治理当中存在的问题，恐怕更需要的是超强、超大治理的政府，而不是无政府。构筑具备较好的政府治理能力需要先进的政府治理理念和适度的治理规模，还需要拥有一个高素质的治理人群，也即是现代官僚制度。现代官僚制度尽管存在诸多的问题，但一个训练有素的、治理素养高的群体肯定比那些不谙世事、不懂治理的人要好很多。具备公民精神和现代公民文化治理理念的人群通过政策参与不断磨砺自己的参与技能、参与知识等，并最终通过政策参与为执政党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一个重要推进路径。
可见，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所需要的现代民主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所需要的具有高治理能力人或者组织的培育均依赖于民众多渠道的参与政治生活，一旦缺乏一套合适的政策参与渠道或者方式将很难最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构。因此，着力探究公民和社会进行有序政策参与的新途径——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的现状、有效性等问题，将有助于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构。
【注释】
[1]参见刘军宁：《古代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分野》，载《域外书谭》，第12页。
[2]参见韩月香：《现代政治的四维网路构架》，载《广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3]参见［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丰俊功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4]政治参与与政策参与尽管有些差别，但在本书中一般指涉公民或行业组织参与政治生活或公共政策制定，二者指涉含义基本一致，本书不作细微区别。
[5]参见［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册，商务印书馆199 6年版，第290页。
[6]参见［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尔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8～609页。
[7]［美］萨缪尔·P.亨廷顿等：《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汪晓涛、吴志华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8]［日］蒲岛耶夫：《政治参与》，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9]王浦劬： 《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页。
[10]《当代世界政治实用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11]《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5页。
[12]罗志渊：《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政治学卷》，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193页。
[13]李元书、刘昌雄：《政治参与的内涵、特征和功能》，载《学术交流》1995年第6期。
[14]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页。
[15]杨光斌主编：《政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页。
[16]李元书主编：《政治发展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24页。
[17]［美］萨缪尔·P.亨廷顿等：《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汪晓涛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18]参见陈振民、李东云：《政治参与概念辨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1～215 页。
[19]参见王立京：《中国公民参与制度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页。
[20]参见孙关宏、胡雨春等编著：《政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7页。
[21]参见［美］加·阿尔蒙德、西德尼·伏巴：《公民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3～224页。
[22]《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37～357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92页。
[24]［美］萨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页。
[25]［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三联书店2013年版，导论第1页。
[26]［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9页。
[27]参见孙关宏、胡雨春、任军锋：《政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262页。
[28]参见［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伏巴：《公民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29]参见邓国胜：《民办非企业单位与中国社会事业单位的发展》，载《学会》2005年第12期。
[30]参见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页。
[31]参见邓国胜：《非营利组织评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32]参见王名、刘求实：《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制度分析》，载《中国非营利评论》2007年第1期。
[33]参见马庆钰：《非政府组织生成与发展逻辑解释》，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34]［美］T.R.DYE.Understanding Public Policy.Englewood Cliffs.N.J.： Prentice-Hall，Inc.1975.
[35]参见欧阳兵：《和谐社会下中国非政府组织政政治参与发展及趋势预测》，载《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10月，第8卷第4期。
[36]参见年勇：《非政府组织公共政策参与问题与对策研究》，载《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37]［美］吉尔伯特·罗慈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导论第3页。
[38]［俄］弗拉季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主编：《民主与现代化——有关21世纪调整的争论》，徐向梅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页 。
[39]参见［美］吉尔伯特·罗慈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82页。
[40]［俄］弗拉季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主编：《民主与现代化——有关21世纪调整的争论》，徐向梅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134页。
[41]参见许海清：《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42]参见许海清：《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6页。
[43]参见许海清：《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7页。
[44]参见王嘉让：《努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载《陕西日报》2013年11月19日。
[45]参见许海清：《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年版，第17～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