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接触参与途径
私人接触是商会组织依靠个人或者集体方式直面政府，通过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方式影响政府政策制定的行为。“接触式的政治活动是公民解决单个的政治问题，诉求个体或者小群体的利益而接触有关政府官员并加以影响他们的一种活动。”[41]与直接被政府吸纳、通过人大或者政协途径参与政治生活不同，私人接触是为自己或者会员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人们通过私人接触，获取政治资源，利用政治上的私人关系，把自己或者组织的经济需求导入地方或者中央的公共政策制定中，以便获取经济利益。在一个法治精神不强的社会里面，人们一般比较注重集体观念、社会关系，依靠私人接触开展游说活动是较为广泛和有效的参与途径。[42]私人接触获取政治资源在私人企业为主导的温州有着重要意义：
第一，有助于企业制度供给的合法性。温州私营企业发展的步履比较艰难，一直存在制度空间供给合理性的缺失。私人企业家的行为，在传统体制下需要获得政治认可，否则极易被视为违规，将会被政府取缔。当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的时候，私人企业家们通过与官员的政治接触，可以直接获得体制内的平价资源，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43]一旦私人企业缺乏政治许可，就没有生存空间。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比较著名的柳市“八大王”事件最为典型。当时柳市电器市场上能人代表有“八大王”：矿灯大王、合同大王、机电大王、 目录大主、线圈大王、旧货大王、螺丝大王、电器大王。由于与地方政府关系紧张，“八大王”的企业最后都被政府取缔，企业从此衰落下去。尽管后来“八大王”实现了平反，但温州经济因此也受到了重大的打击。当前，在一些采用现代股份制度的企业里面，政府也参股其中，企业家通过政治接触与政府部门取得联系，为企业创造急速发展的政治空间。尽管我国目前在宪法层面给予非公有制企业大量的参与权限，但现实中依然存在的许多制度门槛尚在左右着私人企业的发展方向和获取资源的可能性。由此可见，私人接触已经成为商会会员实现自身获取政治资源的合法性手段。
第二，有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商会会长或者会员与各类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是解决企业问题的关键。我国许多地区政府官员习惯于通过视察企业来验证现有政策的可行性，私人企业家也因此有机会利用官员的到访解决企业发展遇到的问题。中国高级官员到企业视察往往体现政治上的风向标，在视察中会体现出对于现行某些体制的修改和支持。比如，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加快了中国市场经济前进的脚步。江泽民同志两次视察温州，为党的十四大上发表的部分内容和“三个代表”的提出找到现实的佐证。江泽民同志认为，私人企业家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表明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私人企业是十分重视的。随着改革春风的沐浴，政策参与成为国家领导人和企业家们共同重视的因子。对于政治家来说，通过认可或者视察私人企业为自己的政治理论造势，对于私人企业来说，通过和政治家接触方式为企业树立合法的根基，谋取政治生态环境和换取经济利益。著名企业德力西集团应该是商会中重要的会员。在江泽民同志视察德力西时，德力西集团董事长直言不讳地说，德力西集团是扶持对象，不是中央和地方打假对象，在中央两网改造和西部大开发中，德力西承担了重要的建设任务。可以看出，德力西集团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在竞争残酷的电器行业中从此站稳了脚跟。私人企业家南存辉也同样认为，“私人企业反而更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包括政策上的扶持和舆论上的支持。没有政府的支持，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国营企业都无法发展”。[44]中国部分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之间的良性互动逐渐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道风景。如果政府官员是为了自己政治理想主动低头和企业家交流，那么商会中的企业家们则更大程度上是为了企业未来的利益而进行资源的争夺。为了更好地构筑私人接触政策参与的资源，商会组织在其职业管理人员的选择上有意地吸纳前政府官员。商会希望利用体制内人力资源优势加强自身资源的获取力。私营企业在经营中不仅缺少制度性政治资源和物质资源，同时缺乏人力资源。[45]于是，商会便吸收卸任的政府官员作为自己的专业秘书，利用官员和政府之间的联系构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进而影响政治资源的分配，分享体制内的资源。比如，温州市两位副市长吴敏和林培云以及市政府秘书先后加入商会，最后还直接参股私人企业。退休官员利用自己已有的社会资本换取商会和成员的政治资源，从而利用资源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
当然，私人接触参与途径在为商会会员及其企业的发展谋取政治资源、推进公共政策制定实现利己性的同时，也会滋生政府官员与商人勾结的现象。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不断的发展，民间商会政策参与现象在逐渐增多，但在现有的民主制度还不够完善的条件下，政策参与容易出现大量的非制度化和非规范化参与行为。私人接触在制度化不够健全时容易滋生腐败，造成公共政策制定的不公正性。 目前，政府在和商会成员的接触中，对于商会的政治诉求不是从政治民主的角度去看待，更多的是在“压力体制”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目标取向中，把地方官员政绩和地方经济发展状况挂钩而选取的一种策略。在此影响下，当选择公共政策时，政府更愿意和企业合作，从而制定出更利于企业发展的政策，政策公共性由此遭到破坏。比如，2003年SARS危机期间，温州市环保局和温州市合成革商会通过彼此妥协的方式最后达成“关于企业污染惩罚的协议”。协议明显造成了公共性的损伤。2003年，温州市环保局开展一次突击检查，有20多家企业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当政府、合成革商会、企业等坐在一起讨论怎么惩罚及其惩罚力度等问题时，商会秘书长利用自己的关系认为，不该惩罚那么严重，最后在市长的协调下，商会实现了从轻惩罚的愿望。1992年以后，温州在土地出让问题上，一些官员通过参股、寻租等手段参与土地的征用，并从中获取非法利益，通过私人接触加速办理土地审批手续。官商勾结、钱权交易、公权被私用一旦屡禁不止，通过私人接触进行政策参与，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强化政治权力和私人资本的结合，两者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利益共同体。[46]这些都不利于商会制度化参与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