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商会政策参与政治动机
中国社会尽管有一定的独立空间，行业组织也有些许的参与空间，但行业组织在整体上是国家的附属物，原初性结构地位并没有出现根本性改善。在政治与经济相伴而生的环境下，通过政治动机的驱动获取政治上的生成空间，是商会获取参与空间的前提条件。温州商会虽然是在温州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并带有很强的自治性行业组织，但在现有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空间下，商会的生存空间相对比较狭小。为了生存下去，商会需要先获取政治身份的认同。为了提升政治地位和获得政治安全，商会通过政策参与主动地介入政治体制，并获取政治身份的认同。从整体上来说，通过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向而行、与政府组成利益共容体和提升政策参与的有效性等维度，温州商会获得了政治身份的认同。
1.政治身份认同获取维度之一：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向而行
政治认同是社会大众对政治体系的信任、信念和信仰，一般包含人们对政治体系的认知、情感和判断，也包含对政治体系基本价值的信念和信仰。一个组织或者个体在参与政治生活中，如果参与行为符合现有政治体制改革的走向，那么就容易赢得政治体上的支持和合法性，从而增加政策参与的机会空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简政放权成为政府体制改革最为基本的诉求目标，社会空间和活力也因此在增大，个体或者组织政策参与的积极性也在渐趋高涨。但是，新涌起的参与群体正在冲击有限的参与渠道，一旦参与目标和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彼此远离或者相背离，新起者政策参与行为功效将受到制约。因此，保持和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一致性成为获取政治身份认同资本的重要渠道之一。温州商会本来在发展中已经深深地感受到政治对商会产生、发展的干预作用。温州商会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重要阶段。1906—1926年，商会产生和自主发展时期；1927—1948年，商会被整顿和处于缓慢发展时期；1949—1977年，商会进行改造、萎靡、沉寂时期；1999年以后，商会处于蓬勃发展时期。研究商会的发展过程看，商会的每一步发展态势都折射出受国家或者政府的影响。所以，温州商会在公布自己组织章程中明确规定，商会旗帜鲜明地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等政治要求。商会在政治上符合某种规范，即是“政治上绝对正确”。商会组建的意图和意义尽可能通过章程表现出符合现有政治规范的趋向，绝不允许出现“越轨政治”的语言和行为。当国家遭遇困难时，商会也会带领会员集体支持政府的决策，体现出商会较高的政治忠诚。比如，在1989年政治风波出现时，商会成员南存辉在公开场合表达对政府的支持。公开支持行为遏制了在美一些反华势力专营行为的出现。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私人企业家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私人企业可以组建党支部。温州商会成员积极响应中央领导和政府的政治期望，积极申请加入党组织，并且把符合条件的商会迅速地组建党组织。比如，温州纺织品商会是一个党建工作做的比较突出的商会，在整个商会行业中取得多个第一的佳绩：最早建立党支部；2000年被授予先进党组织称号，温州市工商联系统中唯一获得此项殊荣的商会；2005年在非公经济人士中发展了第一个新党员。如今，纺织品商会党支部成为温州工商联系统党建工作的一面旗帜，商会党支部积极地发挥政治引领和政治核心的作用，宣誓能把商会的党建工作和服务会员工作做得更好。温州市鞋料商会着手两头都抓组织建设：一是大力鼓励副会长和理事向党组织靠拢；二是组建六个流动党员临时小组，夯实流动党员的管理工作。同时，在商会中开展“行业自律、争当诚信先锋、创建党员示范岗”等活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为促进商会的健康发展提供组织保证。商会通过会员入党申请和党组织的建构把商会的政治诉求通过党员带入政治生活，既迎合上级的政治要求和符合管理者的政治规范，又容易被政府所吸纳，商会至此成为一个合法的组织，商会未来的生存也有了政治的保障性。商会本来就是在一个法律合法性和行政合法性都极为缺少的环境下产生，如果商会主动地通过政策参与兼顾一定的政治职能，并肩负起一定的政治责任，那么商会以此奠定自己的政治身份认同地位。温州商会虽然是一个经济组织，但有着丰厚的政治蕴涵，其具体体现在：首先，商会本身就具备政治底蕴。比如，在团体管理登记中就规定，社团立法的目的就是要保障公民结社自由，维护团体合法权益等。政府通过加强登记管理和取缔非法组织措施的推进，商会可以维护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其次，行业商会通过挂靠工商联成为工商联的一个准单位，承担一些政治和行政的职能。最后，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商会被赋予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建组织建设的重任。[54]商会通过政策参与行为完成了政府任务，同时也赢得了政治合法性。
2.商会政治身份认同获取维度之二：与政府结成利益共容体
尽管政府也是理性人的假设理论目前在学界还存有诸多的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政府具备理性人的特点，政府也有较强的利益需求。政府要兼顾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在制度缺失情况下，政府公共利益将会被弱化，个人利益则会被放大。温州商会的出现是一个集体者经济自救的组织化行为，是在原子化私人企业面对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和残酷不公平竞争等环境下解决市场外部性凸显的一种自救行为。在商会组织的统一协调下，商会会员所属的企业会制定市场游戏规则共谋利益。如果商会利益和政府利益能够结合起来，形成利益共容体，那么商会无论是从自身安全上，还是从利益获取上都会得到保证。学者曼瑟尔·奥尔森提出“共容体益”理论观。他认为，强调理性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或者拥有一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组织，如果能够获得社会总产出中的大部分，同时会因为该社会产出的减少而受到极大的损失，则人们容易拥有共容体益。[55]共容体益的出现意味着共容体成员为了彼此关切的利益会长期关心共同面临的问题，人们协调彼此行为，并最终达成利益共容。在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行业组织、个体、社区组织等具有不同利益偏好的主体不是分散的和孤立的存在，而是彼此以团结的方式结合起来。学者李景鹏认为，“政治是发生和运行于上层建筑中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是某些特定社会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方式和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56]在社会结构转型中，利益主体之间存在利益的交叉和重合，利益重叠的部分形成“共容体益”。当重叠的部分比较大时，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否则就越容易分散，难以形成集体行动。在社会转型和政府改革中，利益主体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叉利益，一旦结盟就会形成“利益共容体”。一般来说，利益共容体具备以下特征：利益性、“组合——裂变”之动态性、利益分配的“差序性”和利益分享排他性。[57]其中，利益性表明利益主体可以结合共谋利益，而“差序性”突出利益分享的“核心——边缘”结构。利益主体在利益共容体中分享的利益来源于他们距离制度权力中心的距离大小，形成差序格局。距离权力中心越远意味着与公共决策的话语权就越小，对于政策影响的力就越小，获取利益的可能性就越小。为了获取较大话语权，利益主体必然会尽可能拥有政治资源、社会资源，并加以有效的博弈。在当前国家或地方政府仍然对于社会、行业组织具有绝对掌控地位的环境下，类似于温州商会这样的行业组织为了博取自身的利益，必然要积极地探索渠道与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共容体。温州商会政策参与行为是它们形成利益共容体的一种途径。温州商会通过公共政策制定、私人接触、行政吸纳等途径进入政治生活来赢得政治的话语权，在维系地方政府利益中商会换取自身发展的空间和利益的需求。只要地方政府和商会之间存在利益共容性，温州商会就容易获取合法的政治空间，即使在顶层制度设计较为迟缓的情况下，商会也能得以存在。比如，在中央还没有正式界定非公有制经济体制为合法的状况下，温州政府允许组建商会和私人企业挂户经营，私人企业由此获得了政治合法性的空间。此时，商会在参与中主动承担政府职能，完成政府完成不了或者剥离出来的管理职能。通过此方式，商会期望获取政治身份的认同。比如，温州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依托人才工作站，主动承接政府职能的转移，开展职称评审、人才培训和继续教育等工作，有利于规范和提升人才工作，促进行业转型升级。“职称评审和人才培训继续教育”职能是一项外部性较弱的职能，是一项本应由行业协会履行的职能，政府职能部门应完全转移给行业协会。市财政应继续给相关政府部门划拨监督与扶持、奖励基金，由相关政府部门负责监督行业协会履行该类职能，并根据行业协会职能履行的实际需要与绩效情况给予相应的扶持与奖励。依据温州市区建材行业商会承担的职能，政府与商会在利益共容上容易获取利益，政府职能也因此减轻，商会也会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信任，商会政治合法性由此更加巩固，并由此拓展商会未来在政府中的地位，取得政治身份认同。
3.温州商会政治身份认同获取维度之三：商会政策参与体现组织的有效性
温州商会政治身份认同的取得在政治权力或者政治体制层面上，是指公民或者组织对于现成的政治体制来说是否取得了合理存在性。[58]因此，考察温州商会是否被政治认同，需要观察温州商会自身是否已经培养一种与现有政治体制一样的政治文化范围。如果延续的政治文化极为缺少或者渐趋减少，那么商会管理的有效性，特别是经济层面的成功更能赢得民众和政府的政治认同。尽管政治认同和有效性关系比较复杂，如表3-3那样出现不同选项，但有效性可以增加政治认同，特别是温州商会在赢得政府对自身的信任和支持方面，商会的有效性高就会出现如表3-3中的A位置。此时，商会政治认同性就变得更好。
表3-3 政治认同和有效性关系[59]
一般来讲，评价一个民主制度是否具备政治认同的依据有三：一是民主的普遍性；二是民主的价值性；三是民主的程序性。只要具备上述三种特点的民主制度就具有政治身份认同的特点，否则就会出现政治身份认同危机。其实，除了上面三个特点之外，政治身份认同的出现和制度的有效性也有密切关系。良好的民主制度如果缺乏绩效或者有效性作用于当地经济的发展、满足政府的基本功能，那么这种制度就会产生政治身份认同危机。温州商会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依靠其民主制度的有效性赢得了政府的支持，在组织民众政策参与中取得了政治身份认同的地位。早期，温州自然资源极度匮乏，当地的经济发展缓慢，中央政府辐射较为弱化，地方政府又无法掌控地方资源。在地方传统重商精神的带动下，温州人开始用“先有游戏，后有游戏规则”的方式对当地经济进行狂热的推进。在商人努力和政府默许下，温州民营经济获得长足的发展。这种“非意图扩展”推动了温州地区经济的繁荣和未来的发展，也为地方政府带来丰厚的税收。随着竞争的加剧和私人企业自身的局限性，温州很多行业的发展出现了问题，如假冒伪劣产品频出、恶性竞争等问题。但是，政府此时对无力解决该类问题，而商会恰巧可以利用自身的特殊优势，通过制定行业规则来规范市场秩序，由此弥补了政府职能的缺陷。商会制度有效性的释放为商会赢得了政治身份认同地位；同时，随着大量的积累财富，私人企业参与政治的激情也在逐渐变多，比别的阶层更愿意参与政治。维巴和尼指出，“在社会中富人比穷人更为积极地参与政治”。[60]科恩也说：“只有丰衣足食的人才有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个公益公民。”[61]学者奥罗姆认为，经济地位和政策参与之间存在相当明确的关联，一个人在社会分层等级中，经济地位越高，人的政策参与率就越高。[62]更何况温州商会还处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最为早的地方，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民主产生的条件。学者李普赛特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民主政治发展空间就越大，反之就越小。温州是个充满民主元素的地方。温州地区传统商业精神已经早期哺育了温州地区的民主意识，再加上当地民营经济的快速推进，商人民主意识的觉醒时间较早，催生了人们政策参与的激情。但是，较多的参与激情一旦缺乏一个制度化参与渠道的存在，企业主就会采取非法或者非制度化的渠道参与政治体系，从而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温州商会的出现刚好可以摆脱企业主开展有序政策参与渠道欠缺的窘境。商会组织正如本书研究中所分析的那样，在组建组织时，体现的程序民主性、契约性等特点铸就了商会的民主制度性特点，为温州企业主开展有序的政策参与开辟了一个便利的途径。参与途径的出现弱化了政策参与冲击政府的力度，缓和了由于商会的过度参与行为所导致的政治秩序不稳定气氛。商会政策参与的有序化、组织化的优势一旦被政府控制，政府就可以利用商会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从而会增加政府自身的合法性；而商会发展地方经济的有效性也会为其政治身份认同的取得架起一个重要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