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商会政策参与经济动机
从商会政策参与政治动机和社会动机的分析中看到，温州商会政策参与政治动机只不过是为其最具有刚性需求的经济动机披上合法性外衣而已。因为无论是从谋求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致性，还是与政府结成“利益共容体”，及其政策参与对政府治理有效性功能的提供上看，商会政策参与内源动机都是基于经济动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奋斗所获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68]“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人的活动。”[69]恩格斯也指出，“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70]可见，经济动机才是商会政策参与最刚性的需求动机。
1.商会原初使命
从商会产生的机理上看，商会是节约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产物。商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企业之间的一个联合组织。当单个企业无法摆脱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所带来的困扰时，为了避免“囚徒困境”的出现，企业之间进行制度化的联合就成为可能。企业自愿组织起来，舍弃一些个体利益，从维系整体利益出发建构一个互益性组织。西方社会最早的商会主要带有强制性的基尔特制度的特点，具有垄断性。现代商业组织出现以后，商会更多是为了解决交易成本问题，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利益。中国最早的商会是以行会形式出现，而现代意义上的商会是随着近代工业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才出现。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商会组织。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一段时间内，是商会的蛰伏期，商会基本功能发生畸变。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体制建构的推动下，政府逐渐从行业管理领域退出，商会便承担了政府管理行业协会的职能，商会发展的春天再次到来。改革开放以后，在温州民营经济迅速发展的带动下，温州产生了自发组建的行业组织。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的兴起成为现阶段温州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发生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新现象，也是温州地区性市场体制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物，在温州模式发展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温州模式主要是以市场化、家族制民营企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温州模式是受温州地区独特人文和地理位置共同驱动而形成，推动了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带来独立的市场主体、平等互惠的关系，也为温州地区“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流动空间”的加大带来契机。尽管温州人在民营经济发展的带动下迅速地富裕起来，但温州模式中民营资本的原始积累大多源于钻了政策和法律的空子，且分散的个体利益也存在着长期的恶性竞争。20世纪80年代，温州商业领域中“假、冒、伪、劣”的产品在逐渐增多，温州货物成为假货的代名词。面对市场的无序或者失灵，温州市政府开始介入经济管理当中，并开启“质量立市”等一些活动，以便重整温州商品的声誉。温州企业之间也开始自我谋划，成立商会组织，尝试用组织的力量规范和约束市场行为，建立和维系市场公平秩序。温州商会以组织名义开展集体活动，维系行业的经济利益，从宗旨到实际的运作，商会始终把行业经济放在第一位。因此，商会政策参与是迎合商会经济利益、寻求政治庇护、提升行业利益和实现原初使命的需要。
2.“政治与经济”关系
第一，政治掌控经济。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模式使中国当前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呈现为密不可分的关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最为经典的话语之一，证明了在任何时候，政治与经济都是密不可分，只不过在不同时候，二者彼此型构的力量存在不一样性。学者布劳认为，一旦掌握了别人需要的东西，一个人拥有了某种权力。[71]学者林德布罗姆认为：“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的，而大部分经济也是政治的。”[72]德布罗姆的观点也道出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转型期，改革的方向是总体性社会体制逐渐消解，消解表现出的要件是全能型国家权力开始收缩和再分配经济体制的转型。[73]转型时期中国采用的模式是渐进的模式，体现出改革是在国家基本制度和主导意识不变下的一种自我修正。政府主导的变迁模式表明政治和经济彼此胶着，政治资本在改革中的强势地位并没有因为改革而受到削弱，同时也表明了，无论市场怎么转型，政治权力都仍然保持着对社会重要资源的控制和操纵。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国家对社会的掌控并没有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而有较大的改观。在转型中，由于缺乏成熟的法律制度的框定，政府部门的边界有时模糊不清，市场和行政权力都进入社会资源当中，二者彼此争夺资源的控制权。当前，政府仍然是社会中最重要资源的掌控者，拥有超越经济上的权力，具备主导经济发展的能力。这似乎如法国学者卢梭所认为的那样：一切问题看上去取决于政治，而且一切民族无论采用上面何种方式，都是政府使它成为那样。[74]似乎各级政府不如一些文件所说那样，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较大地被剥离；反而体现出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却是政治问题。[75]因此，一些学者所认为，一些政治家成为政治企业家，政治领域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政治市场”。[76]假如此类现象存在普遍化，那么中国社会结构将会变成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机制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机制共生的社会结构，即“新二元社会结构”，用新社会结构分析中国当前社会现状似乎更具有说服力。[77]这表明，中国社会目前政治和经济仍然胶着，政治权力仍然较大地影响经济利益的走向。像商会这样的经济组织要想获取经济利益，显然只能在当前政治与经济生态关系下，通过政策参与获取治理权力，并通过治理权力推进自身经济利益的实现。经济利益是政策参与的深层次动机。
第二，政治博弈空间。政府通过自我裁量权获取较大的资源利益空间，为商会提供了政策参与的博弈空间。 目前，随着国家放权给社会，地方政府在地方事务中拥有较大自我裁量权，政府自主空间也因此增大。政府根据自身对文件的理解，进行“文件政治”，寻求最有利于自身的政治空间和文件使用标准。地方政府通过自我解读文件的方式获取较多的政策制定、解释政策和执行政策等方面的权力。因此，企业家或者商会组织在与政府接触中，通过政策参与获取利于自身的政策制定、政策解释、政策执行等，利益诉求自然成为他们的理性选择。商会围绕地方政府进行博弈，并最终获取自身最大的经济利益。政府官员也会用文件解读的方式获取自由裁量权，并博弈自己想要的利益。学者孙立平认为，这种现象实际上可以概括为：权力低水平均衡化下的非制度化生存状态。[78]其意思就是说，中国现有的权力运行缺乏制度化设定，特别是那些拥有较大自由裁量权的地方政府在实际权力的执行中，不会根据制度设定运行权力，而是根据与他们进行权力博弈的角逐中分享权力所带来的利益链条来运行权力，政府自我裁量权力是个体或者组织获取资源的通道。这表明，商会组织只有不断地通过政策参与与政府进行接触、博弈，才能最终获取自己想要的利益。
第三，获取经济利益的非制度化。非制度化获取经济利益的方式已经成为商会获取利益的重要途径。人们对利益的追求通过的方式一般是：生产和再分配。通过生产性的努力获取新财富所付出的代价，比通过再分配性的努力获取的财富要大得多，这是因为后者分配财富是一种“搭便车”的行为，是属于不劳而获的行为。当前，改革处于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时代，存在着非制度化政策参与现象，体制内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在当前的参与渠道中并不多见，人们因此转而寻求体制外方式。体制外寻求利益的方式刚好被以“自我主义”为基本文化特质所加固。学者费孝提出了“自我主义”概念，强调人的一切价值以“己”为中心。它有别于西方社会所崇尚的“个人主义”。“自我主义”包含三个特征：一是自我是一个很自主性的主体；二是自我处于社会关系网中，自我无论在什么时间和空间都处于中心地位；三是自我有充分的经济动力和理性去建构和利用他的关系网络。[79]拥有“自我主义”思想的人总会利用自己的关系网络构筑服务于自己利用的网络。“关系理性”注定会形成许多小集团，通过权宜关系绕过制度或者通过非正式制度谋取自己的利益。这就意味着，在中国，无论是个体，还是小团体或者商会，都会通过与政府官员结成“权宜关系”，通过私人接触的方式与政府进行博弈，获取政府的稀缺资源。 目前，由于产权不完全成熟、法治不够健全及其政府过度干预等原因的存在，人们不得不通过关系，而不是通过市场公平竞争等方式获取自己想要的经济利益。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演化成“非依附于官僚体制而不能生存的市场经济”。[80]在当前社会转型中，商会政策参与生态环境是政治掌控经济，温州商会政策参与获取治理权力必然透露出较强的经济动机。但是，由于经济动机的出现容易导致商会政策参与公共性的缺乏，并进一步弱化商会政策参与的民主价值。
总之，温州商会政策参与俨然成为温州地区政治生活的一大特色，但由于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政策参与行为彼此相伴，存在诸多的政策参与问题，梳理商会政策参与的政治学意蕴已经成为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温州商会政策参与的现状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是中国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现状的一个缩影，可能温州商会组织有其自身的一些例外性，但也能整体上折射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的现实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