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商会政策参与民主性
温州商会的产生是顺应市场经济和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从一开始商会组织经济性功能的实现到现在商会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商会功能得到了延展。就目前来讲，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大量的管理权力下放社会，商会组织也承接了政府治理职能。基于本书上面的分析看到，商会政策参与越来越成为商会常态化的一种行为。这种政策参与行为有民主性吗？这需要本书进行理论研判。其实，关于温州商会的民主价值意义，学者陈剩勇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认为，这种民主是温州民营企业家自发进行一场“草根”民主的实践，这一伟大的民主实践对于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的意义，完全可以与村民自治的民主实践相媲美。[27]从企业角度上看，企业加入商会组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确立合理市场秩序，利用集体力量维系企业发展所需要的环境和利益。从政府层面上看，温州市各级政府对于民间商会采取默许和积极引导的政策，主要目的是基于商会在维系地方经济秩序方面的独特作用。但是，随着民间商会数量的不断增多，当商会通过民主原则选取自己的商会领导人和自主决定自己事务时，商会组织成员也如上面所分析的那样，积极地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商会组织此时已经超越了经济学的范畴，体现了现代民主价值。
1.温州商会自身的组建体现民主程序
第一，构建商会体现契约精神。依据委托—代理原则，商会领导通过协商和商会章程处理商会事宜，体现了民主契约精神。契约是一组承诺的集合，承诺是当事人在签约时作出，并在未来是能够兑现的承诺。对于契约理论的产生，人们认为，学者霍布斯是近代契约理论的创始人。学者洛克在《政府论》中认为，政府是人民自由契约的产物，是人民和统治者通过订立契约形成。一旦统治者破坏了契约和侵蚀了人民的基本权利，人民就有权利组织起来推翻政府，并进行重建。契约是一种彼此出让一部分权益来制定制度而形成的一个约定，存在自愿出让和彼此尊重的特点。商会是一个制度安排，本质也是一种契约。商会契约是指商会成员预料到自己在与其他厂家竞争或者政策参与中，由于存在信息不完全或者不对称，害怕自己的长远利益受到损害，就主动让渡一部分权益给商会组织，并通过条款或者章程方式规定下来。温州商会的建立大多是由于会员利益受损，商会成员自愿出让部分权利，自觉组建一个共同体，遵循协会章程，以便消除内部的不正当竞争。比如，温州服装商会通过《温州市服装行业行规行约》中规定，加入商会的企业必须进行严格规定，树立法律意识，杜绝假冒伪劣商品。不遵守规定的企业要加以严惩，或者被开除商会。由此，商会的领导人和商会成员之间存在契约关系，商会之间为了协调彼此利益，会遵守章程和制度，体现了商会的民主精神。
第二，组织结构体现民主和平等精神。一般来讲组织结构可以分为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横向结构体现结构成员之间的平行关系，体现民主平等关系，而纵向结构一般体现上级对下级的控制关系和折射了专制和非平等性。温州民间商会是一个自愿性组织，每个企业加入其中都基本上都是自愿入会和自愿退会，企业不论大小在自愿性上是一律平等的。因此，温州商会组织是一个互利互惠的联谊关系，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等级和依附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民主关系。商会总会长郑胜涛曾经表示，对于每个入会人都一视同仁，商会坚持在开展工作中要把小企业利益考虑其中；服装商会会长陈敏说，“我们商会是自发组织的，如果商会里大企业垄断，对小企业施压，后果是很多小企业就会不来参加商会，这样就直接影响到了商会的发展”。为此，服装商会还特意在小企业成立分会的时候，加以扶持它们。商会会员之间是平等的，彼此之间没有命令的存在。一旦会员遇到了矛盾，商会鼓励他们去法院或者仲裁。[28]温州商会的这种横向组织结构有别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纵向组织结构。传统的组织是垂直和纵向的，在这种组织中的成员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他们彼此没有太多的民主，只有服从和控制。温州商会成员都是自愿加入和退出，这颠覆了传统行业组织的纵向结构，每个商会成员都是平等和独立地参与商会事务治理之中。学者帕特南在意大利北方地区调查中也发现了相似的横向社会网络。学者帕特南发现意大利北方地区各种超越亲属纽带的网络扩大了人们的团结，增进了彼此信任，增强了人们对于合同和法律的公正性的信心，这是至关重要的。[29]温州商会组织的这种横向组织结构为每个参与者提供了平等和民主的平台。
第三，选举遵循民主选举原则。选举的民主、公开性是选举公正的重要保证。温州商会领导人的选举采用公开选举办法，根据商会章程实行差额选举，地方工商联一般不插手相关事务。比如，温州服装商会在建会之初，得到了工商联的大力支持，会长和副会长是由成立发起企业的领导来担任。2000年换届选举时，服装商会实行了差额选举，三名候选人之一陈敏同志最后获选。在担任会长之后，陈敏鞠躬尽瘁，为商会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后来连续当选会长。温州商会中像服装商会进行差额选举的商会在逐年增多。这表明，民主选举理念被人们逐渐接受和采纳，选举模式的推进将有助于温州商会组织民主的发展。
第四，内部事务推行民主化管理。商会民主管理是指商会日常事务实行自我管理，商会自身建立了一套独立的管理结构。政府也看到商会在维护当地经济发展功能作用，一般也不干涉商会的日常管理活动。商会组建组织机构，一般分三级：会员大会、理事会和会长办公室。商会组织结构的每个级别都有自己独立的程序和职能，配有相应的制度保障。无论是最高权力机关——会员大会，还是大会闭会期间承担职能的理事会及其会长、办公室成员等，都会通过定期选举产生，选举中也严格遵循相关选举程序和制度。而且，日常管理方面都遵循民主管理方式，履行自己职责。
2.温州商会政策参与体现基层民主生活的新窗口
如果温州商会组织自身的民主运转程序体现了民主元素的话，那么商会近年来在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参与行为更折射了商会对中国民主政治生活的政治学意义。中共中央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策参与要体现多层次性，以便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具有保障。[30]政治学界一般认为，公民政策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公民通过合法程序走进政治生活、影响政治体系构成和政策制定的一种政治行为。作为现代政治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政策参与主要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状况，尤其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完善程度，其核心在于衡量一般公民的政治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和实现。[31]当今世界很多国家都把实现和扩大公民政策参与作为未来民主政治生活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推进目标。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构的不断推进，扩大公民有序的政策参与成为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这不仅能够推进中国社会民主政治生活的发展，也可以为中国公民民主参与提供政治合法性。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政治生活，从参与基层的村民自治活动，到高层的人大代表参与都显示公民政策参与愿景的广阔性。在如此多政策参与中，新出现的私人企业主阶层的政策参与更加引起人们关注。私人企业主的出现是中国20世纪的一件大事，私人企业主政策参与对于中国政治生活的发展和传统政治结构都是一个重大冲击。[32]但是，这个新阶层的政策参与存在着政策参与的低度组织化、务实性、发展不平衡性等因素。存在的诸多因素制约了私人企业主政策参与的功效和积极性。中国公民政策参与中呈现的特点与私人企业主面临的问题极为相似。在现有制度化参与渠道不完善的状况下，私人企业主政策参与出现了私下接触、非组织化、政策参与冷漠等现象。温州地区是改革开放后私人企业主涌现最多的地方。从经济结构上来看，温州民营经济占有很大的比重，到2007年的时候，温州民营经济的比重约占全市经济的80.7%。[33]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企业主也随之大量产生。这些经济上的巨人在政治上也显示了浓厚的兴趣，通过政策参与影响政策的制定，获取自身经济上的利益是企业主参与的主要原因。但和其他政策参与面临的困境一样，私人企业主政策参与也呈现低度的组织化现象。这降低了企业主政策参与的功效，也显示出他们政策参与的力度小、随意性强和低层次性等特点。为了提升私人企业主政策参与的效能，实行组织化政策参与，商会组织的出现刚好可以较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第一，政策参与提升参与能力。现代社会的人是社会人，每个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人们彼此不可能彻底分离，为了共同的利益，人们需要组织起来。当社会发展水平越高时，行业组织化程度就越高。温州商会会员在利益趋同下走到一起，组建商会和利用商会强大的组织能力提升商会的参与能力。商会可以通过商会大会向政府提案，集中行业之中绝大多数人的意愿，提出政策建议，这比原子化提案影响政府的力量要显著。
第二，政策参与拓宽参与渠道。一般来说，在传统代议制下民众政策参与渠道不外是通过选民身份定期进入政党生活，单一的参政渠道显然无法满足民众政策参与的热情。在中国，由于目前民众政策参与渠道相对不足，满足不了经济财富日益增长的私人企业主们政策参与的渴求。而温州商会组织的出现，可以让会员之间增加协商的参与渠道。商会会员经过协商议案去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由此，私人企业主政策参与的渠道开始呈现多样化的特点。
第三，组织化政策参与拓展参与范围和内容。在政党制度大行其道的背景下，民众政策参与大多在政党争夺执政党的选举中参与政治生活。在中国政治生态下，私人企业主参与的内容显得单调，一旦有了商会组织，私人企业主除了作为普通公民参与政治生活之外，还可以通过商会组织的提案来关注政府政策的制定，从而使商会会员对政府政策的制定产生了连续性，也会扩大私人企业主参与的范围。
因此，组织化温州商会政策参与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生活来说又是一民主政治的新窗口。如果说农民通过村民自治找到政策参与窗口，那么私人企业主们在改变自己低度组织化的境遇下，利用商会这一民主化程序所建构起来的组织扩大了参与效能，影响了公共政策的制定，参与了公共生活，提供了政策建议。这种民主生活为私人企业主开启了另一扇民主的窗户，对于中国基层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来说也不失为一个新的尝试。比如，温州皮革化工商会的领导有二位担任政协常委，一位是市联副主席，另一位是市慈善总会工商联分会会长。三位担任市工商联执委、常委。戚列雄、徐建国被温州市政协评选为年度优秀政协委员。二人提案的数量最多，被认为是温州商会政策的提案大王，例如《关于创新商业网络和经营模式，着力打造温州区域品牌》、《如何缓解温州交通拥堵的建议》、《关于加强我市群众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与管理的建议》、《关于缓解停车难的建议》、《关于解决到银行办事排队时间长的建议》、《关于经济适用房改革的建议》、《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安全生产不容忽视》和《采取综合有效措施缓解交通拥堵》等提案。[34]这些议案大多被政府采纳，成为商会政策参与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