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政治社会学的元命题之一。良好、均衡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不仅可以带来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协同发展，推进公民和社会开展有序的政策参与，也可以有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构。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目前存在着不均衡化的发展，其表现出：国家过于强势，社会过于弱势。这种关系模式的长期存在较强地影响了中国未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影响着中国公民和行业组织开展有序政策参与路径的建构，也不利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构。为了推进公民和行业组织开展有序政策参与和提升中国国家治理的能力，通过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的方式去推进国家与社会关系协调发展成为时下诸多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的核心价值驱动。当前，中国长期固化的国家和社会关系模式在行业组织政策参与中扮演了前置者的角色功能，如果缺乏一个有效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调适路径，则行业组织政策参与就丢失民主意蕴，也更不可能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构起到促进作用。因此，为了推进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能力，通过制度化方式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在理顺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的协同发展下，通过法制化道路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均衡发展，并最终化解行业组织政策参与之困，也为中国未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构打下坚实的微观基础。

一、研究的基本结论

第一，行业组织政策参与行为的常态化显示了一定的基层治理的民主性，是公民和行业组织开展有序政策参与的一个新路径。但由于当前中国行业组织的政策参与存在着一定的参与困境，导致其政策参与的基层民主治理价值也因此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中国行业组织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一个典型的社会治理力量，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下产生的一个经济性组织，其具有自治性等特点。随着时间的流转，行业组织也逐渐有了政策参与行为，并逐渐成为社会治理中常态化的一种行为。行业组织凭借其强大的协调和组织化能力为国家或政府承担了些许的经济管理职能，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承担国家与社会治理过程中，行业组织的基层治理意蕴逐渐凸显出来，蕴涵了一定的民主价值意义。

通过研究发现，行业组织政策参与行为呈现的基层治理民主价值意蕴更大程度上带有一种不确定性。因为当前行业组织政策参与存在合法性缺失、政治生态环境缺失和制度化参与途径缺失等困境。诸多缺失制约了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的价值功效。经过研判发现，影响行业组织政策参与基层治理民主功效原因在于政府与行业组织之间隐藏一种关系——经济契合逻辑关系。经济契合程度直接决定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的广度，彼此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经济契合逻辑不仅决定着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的基层治理民主价值意蕴，也严重破坏了政府与行业组织公共性的呈现。在政府与行业组织自利的思维和行为驱动下，经济契合逻辑只能让政府和行业组织都偏离公共利益的轨道，偏离各自追求的民主价值轨道。

这表明，行业组织尽管作为一种自治型组织，但其对推进地方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对促进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生态的变化，的确也有积极的价值意义。这种渐进的、微观的、边缘化的改进的意义在于，一旦宏观的制度空间出现转变时，这种改进作用就将是显著的，并使得新制度具有一个扎实的微观社会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目前由于社会治理空间狭小，从而导致了行业组织从其产生的一开始就只能处于从属性地位，只能是作为政府职能的某些替代物而出现。无论是地位、职能，还是活动范围，行业组织在根本上都受制于地方政府的经济逻辑需要。如果行业组织能够被视为一种推进公民和社会进行有序政策参与的基层治理民主存在物，则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其工具性的、附属性的地位或特征。而这又取决于未来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取决于制度化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形成，取决于能否构建一个“共享性治理权力结构”。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行业组织政策参与为人们找到一个有序的政策参与新路径。

第二，当前中国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的现状镜像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建构的面临的问题。通过本书研究发现，现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影响着才国家治理的最高形态——良治的实现。如果中国合适的行业组织政策参与活动无法有效的开展，则行业组织政策参行为与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构将无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这表明，通过对中国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的研究，可以作为考量中国现有国家治理模式及其发展程度的新视角。温州商会是中国很多刚刚兴起的行业组织之一，是行业组织典型的代表，具备了行业组织的例外和不例外性。因此，本书通过温州商会政策参与的现实情况来整体考察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征途中，行业组织的政策参与扮演了怎么样的角色？通过研究发现，改变中国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的现实困境，并进一步激发行业组织政策参与所体现的基层治理民主价值，当前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增强社会主体性和建设法制化道路等方式调适现有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把政府、行业组织等都拉回到具备公共精神、实现公共利益的轨道上来；再通过“共享性治理权力结构”的设计，让政府、社会、行业组织等在彼此权力主体间性原则的指引下，让国家与社会在制度化均衡关系中推进行业组织政策参与走出困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恰恰会形成中国未来国家治理现代化建构的理想状态中强国家与强社会关系模式。由此可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构既是要通过行业组织政策参与来推动，也需要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未来调适。通过中国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的推动，可以增强社会的自治力量，也可以防止集权式的强国家现象的出现，进而撬动强国家与弱社会结构关系，为中国未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构提供一个结构性路径。

第三，中国强国家与弱社会关系依然是许多问题的结构性症结所在。从本书分析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国行业组织政策参与困境的症结所在，还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未来建构路径依赖，都和当前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有关。如果中国这个大的宏观结构性背景还是保持长期不变的话，那么中国许多改革都必然是举步维艰，充满了变数。由此，在目前中国长久以来形成的国家过于集权的国情下，中国要想真正地推动社会自治力量的生长，要想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就必须要在国家层面或者政府层面作出理性的顶层制度设计，通过政府顶层的制度设计，再加上底层微观的个体或者是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的涌动，才可以真正地实现民主、法治社会的建构。通过本书的研究发现，中国行业组织这个社会微观层面政策参与的状况映像了中国宏观的国家与社会结构关系在中国未来发展中的结构性地位。

总之，通过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研究发现，当下中国行业组织政策参与存在的困境及其化解的可行性；而且通过行业组织政策参与困境的化解，似乎可以为中国公民和社会进行有序的政策参与寻找一个新的参与路径；同时，研究也为探析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构提供一个有益的分析视角，为中国国家治理的最高形态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规范和实证的分析尝试。基于此，本书主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理论价值和实际运用价值。

二、研究的不足及其可能未来的拓展

第一，研究存在的不足。本研究以温州商会政策参与作为个案来研究中国行业组织政策参与问题具备一定的代表性，这体现了从个案到一般的研究思路，但由于中国行业组织发展迅猛和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在代表整体性上，单纯地依赖于温州商会论述来镜像中国整个行业组织有一定局限性。这需要以后对更多的行业组织进行实体性研究，以便进一步验证结论的可行性。由于研究篇幅等问题，在以后研究中还可以探析更多的行业组织，研究它们的发展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建构的作用。

第二，未来研究的拓展。其具体表现在：（1）具体现代化的建构路径可以更细化去研究。在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的建构上，本研究由于篇幅问题，对很多问题的阐述只是点到为止，以后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领域。（2）治理现代化的区域性研究。本研究只是宏观架构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路径等问题，论述显得过于宽泛，以后在研究的区域上，笔者以为可以把研究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如少数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等区域去研究，这样便于使研究具备可操作性和实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