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组织与民主关联相关阐述
一般来说，整个组织体系可以分为社会组织和政府组织。政府组织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而随着中国行业组织在社会中承担的治理功能逐年变大，对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的民主意义研究提上日程。
1.行业组织与民主正相关
一些学者认定，行业组织的健康发展是一个国家民主发展的前提和未来的支撑点，行业组织的强劲发展有助于社会民主化结构的优化。持有此类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洛克、伯克、托克维尔和帕特南等学者。有人认为“生气蓬勃的民主社会的必要性条件是中介组织的发展”。[14]学者洛克认定，政府的权威来自于人民的授权或者默认的契约。[15]因此，洛克认为人民有权利集合起来，并通过契约方式去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的权利。为了避免单个个体遭受强大“利维坦”的日益侵蚀，人们需要组织起来用集体力量抗衡国家，行业组织就有这个基本功能。法国著名学者托克维尔认为，负责有时是由这个国家社团来承担，“假如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何时何地都替代社团出现，那么，这个国家的道德和知识方面出现的危险将不会低于它在工商业方面发生的危机”。[16]托克维尔认为，在民主制国家里面结社是一门主要学科，这个学科决定其他学科的发展，在人类法则中，结社艺术是人类通向文明或者继续文明最为重要的道路选择。[17]就连多元主义代表人物达尔也认为：“行业组织的独立性在一个民主集中制的国家里面是必须需要的东西，最起码，在具备良好底蕴的民主制中是如此。一旦一个民主的运行过程在整个国度里面被广泛地运用，那么自主性的行业组织就会频繁出现，这是一个民族国家政治过程民主化的一个直接结果，也是为一个国家民主过程本身运作所必须的，其功能在于使政府管制最小化，保障政治生活的自由，改善人的生活。”[18]学者奈斯比特也认为，自由民主的源泉是中介组织，因为在个人和社会宏观制度之间起着桥梁沟通作用的是中介组织，中介组织的桥梁作用为社会对抗国家非正当干预提供了缓冲区。[19]可见，行业组织对于一个国家政治民主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其具体体现在：行业组织承担了社会制约政府权力的组织化载体功能；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有赖于行业组织制度化的政策参与；公民的民主精神和民主素养依赖于行业组织的培育。[20]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也提到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再没有比一个民主的国家更需要用结社自由去防止政党专权或特殊阶层的特权的了 ……在没有这种社团的国家，如果人们彼此不能构建相似的社团，我看不出有什么可以防止暴政的堤坝”。[21]社会需要限制国家权力过度膨胀，缺乏行业组织的存在，社会限制国家的能力将会降低。随着行业组织政策参与行为的频繁出现，行业组织凭借自身的信息优势，在政府政策制定中显示出收集信息的优势。这样在就可以弥补如哈耶克所说的那种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法摆脱的人类存在的“结构型无知”。“结构型无知”会造成在政府政策制定中由于有限理性和信息短缺而作出的错误决策。因此，行业组织如果可以通过政策参与和政府保持良好的沟通就会使政府政策的制定显示更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感。更为重要的是，行业组织在政策参与和织建设中还可通过组织的自我管理和发展在互动中习得民主管理、民主决策的精神和技能，进而培养了它们的合作精神。“长此以往，这样的互动便会产生宽容、合作和妥协的协会文化。”[22]合作和宽容文化是现代民主政体存在的基石，自愿结合的组织可以提供民主所需要的实际技术培训，因而其有民主教育的功能。学者彼德·伯格和理查德·纽豪斯认为：“社团创建和制定法律，选举官员，展开辩论，倡导和议论行动过程，这就践履了民主学校的功能。虽然我们可能认为一些社团的目标是零碎的、误导的或者怪诞的，但是它们的确践行了这一富有活力的功能”[23]应当说，学者大多是肯定行业组织的民主价值功能，认定行业组织在促进各国民主化进程中有着重要意义。
2.行业组织与民主负相关
当然，有些学者或者学派对行业组织的发展是否一定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持有怀疑的态度。如果说行业组织和民主正相关成为多数人的共识的话，那么一些学派，如雅各宾主义、反多元主义和民粹主义都持有相反的态度。雅各宾主义者认为，中介组织不可以赋予个人自由和力量，不可以通过公平竞争去实现公共利益。因为，中介组织、制度结构往往压制人们的自由，它们不仅不给民众力量，还会削弱人们的力量。卢梭认为：“公意要想更好地表达，国家之内不能有派系的存在是最重要的，并且每个公民表示的意见只能是自己的。”[24]实现民主、摒弃派系纷争是必须的，需要削弱中介组织，扫清中介组织造成的特权和人们自由推行的障碍。黑格尔在专著《法哲学原理》中，质疑市民社会的价值功能，认定市民社会是特殊的，是充满了欲望和堕落的利益冲突领域。[25]这种由自私、 自利的人组成的组织显然不可能营造一个民主价值的氛围。在美国，有人认为集团之间的争论不会形成公共利益，自愿组合的组织可能会体现利益表达和聚合能力，但是人们不可能在很多利益中找到符合公共利益的选项。许多利益集团、中介组织为了集团私人利益往往损害公共利益，不具备“公民精神的共同意识”的中介组织已经演化为民主的障碍。行业组织由于用派系削弱政府的整体结构，弱化了民主控制，最终会使得少数派控制多数，并最终毁掉了民主。这点和多元主义反对者的观点极为相像。多元主义者的反对者认为，组建行业组织的前提是民众平等、 自由性的参与，但在现实组织中，“多元主义天堂的缺陷是天国唱诗班的合唱带有强烈的上层阶级的腔调”。[26]一旦行业组织沦为寡头组织，组织自身的特点就会荡然无存，其公共性受到重创，对于民主的推进就会无从谈起。民众利益可能会被代表，但是这种代表已经不是自愿组成的行业组织代表，所以民主化进程和行业组织之间没有关系，反而日益寡头化的组织成为民主的障碍。民粹主义者也意识到日益官僚化和寡头化组织的危害性。民粹主义者认为，行业组织的运作越来越像本身要控制的官僚制度，因为组织逐渐演化成精英控制，正逐渐走向官僚化，与其最初建立组织的目标渐行渐远，原本为人类服务的组织日益退化为疏离顾客的组织。由此，行业组织如果演化成此结果，肯定不会促进民主化进程，倒可能是民主化进程的障碍，因为行业组织运行所反映的只是少数人的利益，不是多数人的公共利益。鉴于这样，以至于一些人提出要终止行业组织在民主进程中的作用，代替其出现的是民众的直接民主，无中介的政治才是真正实现民主化的政治。
3.行业组织和民主分离
有些人认为，行业组织和民主的发展关系是促进抑或是障碍都没有太多的关系，因为二者存在彼此剥离关系。就美国来说，大量经验表明，行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不参与政治，因此和民主没有任何关联。20世纪80年代，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萨拉蒙对行业组织调查中也证明，行业组织与民主不存在任何关系。这是因为只有3%的组织在从事政治活动，18%的组织在从事政策制定工作。人们一般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行业组织接受了政府的捐助，所以就接受政府的领导，很少去干预、影响政府的决策，在政府政策的制定中只是政府的绿叶，没有较多的参与行为，因此行业组织政策参与就不具有较大的民主功效。
总之，行业组织和民主的关系极为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二者在具体的条件下呈现出不同的关系。一般来说，当国家权力过于强大，社会权力过于弱小，社会缺乏自治空间时，行业组织是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剂。当社会被精英控制，或者行业组织逐渐演变成寡头控制组织时，行业组织是民主化进程的巨大障碍。当行业组织不参与政府公共事务制定时，行业组织和民主进程毫不相干。当下，中国行业组织政策参与是否具有民主性，是否可以成为公民和社会进行有序政策参与的路径，本研究基于温州商会政策参与为个案进行理论的梳理和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