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商会政策参与和地方政府经济契合逻辑
从温州商会和政府关系变迁的未来走向上看，温州商会要获得政府的认可，要想进行政策参与，必须要和政府进行经济契合。温州地方政府在中国“压力型”政治体制的影响下，和在中国以经济GDP多寡来决定官员是否升迁的政绩考核标准的推动下，自利的温州政府、官员和商会在彼此型构中通过经济契合的方式紧紧地契合一起，并共同推动温州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
1.压力型体制和地方政府的运行空间
所谓压力型体制是指一级组织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经济指标、经济赶超等任务，采用量化方式来管理组织内部成员，并在工作考核中形成一定相关评价的体系。[68]通过压力体制将行政命令、物质刺激、奖惩等元素结合起来，用物质刺激、职位变迁来确保经济目标的实现。压力体制是中国在1978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转移中，逐渐被各级地方政府构筑起来。它反映了后起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现实的经济压力，也反映了国家权力高度集中的特点，上级可以通过层层转包的方式分配任务给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目标，通过经济指标和政治升迁的挂钩来控制地方政府的日常行为。地方政府在压力体制下，为了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采用尽可能多的手段去博取资源以便促进经济的发展，并换取自己政治生涯的升迁。在地方经济事务发展中，政府被压力体制推行，越来越多地扮演着主角的身份。地方政府也积极主动地增强自己的自主性，寻找满足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种制度资源。有时候，地方政府甚至会违背中央的某些精神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原本政府和官员都带有经济人的特点，在监督制度不健全情况下，自利行为将会增加。一旦再遇到压力体制，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就会变得愈加强烈。追逐经济的行为如果得到政府制度的支持，将会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大的行动空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改变吃“大锅饭”带来的弊病，中央政府实行了“分灶吃饭”和分税制。财税体制的改革使中国财政体制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出现了财政联邦主义的特点。财税体制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重塑了地方政府的逻辑行为和动力机制。中央对地方的严密控制被地方政府自主性的增大所取代。地方政府从早期的执行人，一旦变成了利益的主体，在资源分配中就会有发展自己和地方利益的冲动。因此，随着压力体制的出现和中国财税体制的转变，地方自主性运行空间在增大，地方政府会根据自身偏好以及制度设定赋予自己前进的权限，有时候甚至于会越界来主动地谋取自身的利益。其结果是地方政府逐渐成为地方经济和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角色。[69]在现实中可以看到，地方政府有时为了地方利益，不惜违背中央精神也要为企业发展谋取制度空间，好像地方政府此时成为地区民众福利的守望者一样。但在事实上，究其原因是地方政府需要的经济发展和企业的自身发展相一致，彼此已经结成利益容体。地方政府的冒死行为从根本意义上也是为了自己未来的发展做铺垫。此时，地方政府不仅小心翼翼地防止自己权力被削弱，还会凭借各种关系借助上级权威捞取扩大自己权力的资本。此时，国家倒是成为一个力不从心的被动者，而地方政府成为一个拥有很大独立运行空间的所有者。[70]
2.压力型体制下温州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考量
一般来讲，影响地方政府行政逻辑有几个变量：顶层性配置、下层性回应、 自主性配置。[71]顶层性配置是指上级直接分配给地方政府权力。由于中国权力是从上到下进行纵向配置，使地方权力的获取主要来源于上级政府，没有顶层的权力配置就没有对应的权力结构和机关。回应性配置是指每个政府处在不同行政生态环境中，由于历史、当地人文等差异性的存在，政府会显示出不同的回应微观主体的方式和特点。在地区竞争日益加剧和压力体制下，地方政府会主动地采用不一样的政策回应地方民众的需求。 自主性配置是指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偏好进行选择。每个地方政府有不同性格的领导，导致领导有不同的偏好；再加上压力体制的影响催生了更强的自主性和地方民众特质的回应性配置的驱动，地方政府行为烙上了个人化色彩和地域文化的自主性特色。可见，地方政府行为逻辑是综合性的结果，是现有的“制度约束与其内在目标函数”[72]的综合结果，是各种势力博弈的结果。在三种配置中，顶层性配置不可以更改或者忽略，否则官员就会面临政治合法性的缺失。因此，官员只能适应压力体制下政绩式的考核方式。其余两个配置：回应性配置和自主性配置则在相当程度上赋予了地方政府较大的自主选择空间，能够体现主动建构的因变量，体现了地方政府不同的行为逻辑。
温州地处偏远的山区，历史上交通极为不便，中央或者上级对于温州地方政府的管理比较松散。因此，温州地方政府在历史上存在较多的自主性。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构，温州也被纳入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中来，并形成了压力型体制。但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讲，温州在财税改革以后，在地方民营经济发展的推动下，温州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展示了较强的独特逻辑。
第一，温州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源于国家制度供给。在政府主导、国家严格掌控社会的情况下，“政治制度在无处不在的市场竞争中仍然具有重要作用”[73]。为了赢得压力体制下上级的认可和自己职位的晋升，温州地方政府不可能完全违背政府的价值需求，否则政府就失去了行为的合法性，失去了制度供给。
第二，温州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体现了强烈的自主性配置和回应性配置。从回应性配置上看，温州人多地少，外来的移民占据温州绝大多数的人口；再加上温州又是地处偏远的山区，交通极为不便，中央供给的财物较少，因此，改革开放以后，在还没有政策的允许下，温州人开始自谋生路的探索，大量的温州人开始经商，开办私人企业。面对温州人的紧迫需求，温州地方政府开始制度性的回应，在“无为而治”的思路下，政府给私人企业“挂户经营”等各种制度供给，逐渐满足了民众在建立市场经济时所需要的制度供给。在此过程中，“适应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成为地方政府行为模式调整的基本坐标”[74]，政府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行为模式。从自主性上看，温州本来就地处偏远的地方，在历史上受到皇权关注度并不高，有较好的社会自主治理的基础，也有流行的工商业传统和重商精神，相比其他地区来说，温州地区具备了较大的自主性；再则，分税制的推行更加催生了温州地方政府自主性的产生。在此推动下，温州地方政府和企业等联合推出了“温州模式”，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为政府自己赢得了政治资本，也为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化赢得了鲜活的筹码。这种回应性和自主性意味着温州地方政府的行为充满了自我选择空间和与其他利益主体进行经济契合的可能性。
第三，温州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更多地体现了经济逻辑行为。温州地方政府处在贫穷、民营企业发展和压力体制共同构筑的压力生态环境中。这种环境决定了政府行为必须要和企业进行经济契合，其行为逐渐体现了经济逻辑化的趋势。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表明，一个有效的国家能力是发展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元素。由于市场经济面临外部性问题，也会出现失灵，需要一个有效的政府进行化解市场失灵等问题。学者波兰尼认为：“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75]由此，“市场不存在于 ‘自然状态’ 中，而是必须受到国家的管理”。[76]温州刚刚兴起了民营经济，无论从制度合法性上，还是市场失灵的解决上都需要温州地方政府的行为契合。而由于受到地区经济贫困和压力体制存在的压力，温州地方政府关注的焦点和温州民营经济家对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都催生了他们的经济契合逻辑行为的产生。
3.温州地方政府与温州商会政策参与的经济契合逻辑
从温州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中可以看到，温州地方政府在压力型体制和温州历史、现实的背景下，其更多地体现了一种经济行为。这点和温州商会政策参与有着经济契合的逻辑关系。温州商会是一个经济组织，是为了赢得“集体行动”利益的共享性而构建的一个经济组织。温州商会政策参与本来就不在其建构主旨之中，只不过随着政府把许多公共职能转嫁给商会，而政策参与又存在着权力分配和利益分配，因此，温州商会政策参与行为和温州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契合在一起就不足为奇了。如果温州商会经济职能是其存在的核心价值理念，那么政策参与恐怕则是其“非意图扩展”的结果。温州地方政府对于商会政策参与更大程度上是利用商会的经济功能实现政府行为的经济逻辑的需求。由此，温州商会政策参与行为和地方政府行为的耦合点是他们的经济契合点，商会政策参与对于温州地方政府和商会本身来说都是工具性的。这种工具性的价值地位必然体现在温州商会政策参与的策略性选择和政策参与困境的长期萦绕。如果中国不改变地方政府和商会自身的工具性价值理念，温州商会政策参与的民主意蕴将大打折扣，它们也不能成为新时期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一个有益的尝试，也不能为公民和社会进行有序的政策参与提供一个路径。
总之，如果说像温州商会一样，中国行业组织的政策参与都面临着同样的境遇，那么行业组织政策参与在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构方面的价值意义便无从谈起。因此，寻求行业组织政策参与困境如何化解的路径，以便为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构提供一个有益的思考视角。
【注释】
[1]［英］阿克顿：《自由史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505页。
[2]房宁：《西方民主起源及其相关问题》，载《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4期。
[3]参见刘剑雄：《改革开放后中国行业协会和商会发展的研究》，载《经济研究参考》2006年（16）。
[4]《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11月14日，第14条。
[5]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第五部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6]参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7]参见周志忍、陈庆云：《自律与他律：第三部门监督机制的个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8～80 页。
[8]参见陈剩勇：《组织化、 自主治理与民主：浙江民间商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6～247页。
[9]年勇：《非政府组织公共政策参与问题与对策研究》，载《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10]参见孙立平、李强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参见萧功秦：《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11]参见［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3 页。
[12]参见［美］萨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32 ～ 340页。
[13]参见［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9、 745页。
[14]参见本研究表3-1关于温州商会参与人大和政协的数量分布表。
[15]Bernard Mandeville，The fable of the Bees，or Private Vices，Public Benefits，F.Bkaye（ed），Liberty Classisc，1988，Vol.I，pp.333，335.
[16]参见朱昌好：《“经济人”假说、演变及其现实意义》，载《现代商业》2008年第9期。
[17]参见［美］詹姆斯·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19]邓春玲：《“经济人”与“社会人”透析经济学两种范式的人性假定》，载《山东经济》2005年第2期。
[20]［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3～47页。
[21]［美］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前言，北京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
[22]《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 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
[25]参见叶盛楠、许健：《官员“经济人”角色分析及制约路径选择》，载《理论界》2010年第4期，第13页。
[26]参见金太军：《政府的自利性及其控制》，载《江海学刊》2002年第2期，第106～112页。
[27]参见齐明山：《转变观念界定关系——关于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几点思考》，载《新视野》1999年第1期，第37～39页。
[28]涂晓芳：《政府利益对政府行为的影响》，载《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10期，第16～18页。
[29]参见高庆年：《政府的自利性及其法律调控》，载《探索》2000年第1期，第42～45页。
[30]参见涂晓芳：《政府利益对政府行为的影响》，载《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10期，第16～18页。
[31]参见任晓林：《政府行为的非理性、 自利性及其调控》，载《延安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27～30页。
[32]参见蔡立辉：《政府部门的自我扩张行为分析》，载《人文杂志》1999年第6期，第76～81页。
[33]何包钢：《可能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解说休谟政治哲学的一个原理》，载《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三联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34]参见黄玉妹：《地方政府经济人行为模式及根源探析》，载《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12年第22卷第1期。
[35]参见［英］约翰·洛克：《政府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130页。
[36]J.Bchanan.，A Contract ran Paradigm for Applying Economics，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No.5，1975.
[37]参见秦德君：《制度设计的前在预设》，载《新闻文摘》2003年第4期，第48～57页。
[38]参见江华、张建民、周莹：《利益契合：转型期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分析框架——以行业组织政策参与为案例》，载《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41～144页。
[39]参见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40]参见陈剩勇：《组织化、 自主治理与民主：浙江民间商会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40页。
[41]Arthur，Bently，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Principia Press，1949，p.211.
[42]［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7页。
[43]参见朱英：《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
[44]参见曲彦斌：《行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45]《工商同业公会法》，载《国民政府公报》1929年8月17日。
[46]参见黄孟复主编：《中国商会发展报告No.1（2002）》，第19页。
[47]参见徐家良：《互益性组织：中国行业协会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5～69页。
[48]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 190、 191、 474页。
[49]参见［美］萨缪尔·P.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9页。
[50]参见汤蕴懿：《行业协会组织与制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124页。
[51]参见康晓光：《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52]参见［日］青木昌彦：《市场的作用国家的作用》，林家彬译，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版，第80～81页。
[53]［德］L.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林荣远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页。
[54]［瑞典］G.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18页。
[55]参见江华、张建民、周莹：《利益契合：转型期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分析框架——以行业组织政策参与为例》，载《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41～144页。
[56]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57]参见朱士华：《理想与现实：中国公民社会建构研究》，载《理论与改革》2014年第2期。
[58]参见邓国胜：《公益项目评估——以“幸福工程”为案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97～202页。
[59]Pfeffer，J.& Salancik，G.R.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Stanford，C 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60]Saidel J.Resource Interdepend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gencies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91，51（6），pp.543-553.
[61]参见张捷、徐林清等著：《商会组织治理与市场经济——经济转型期中国产业中间组织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页。
[62]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399～400页。
[63]参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资料》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970 ～ 971页。
[64]温州市博物馆藏：《永嘉伞业调整工资谕示碑》（光绪二年四月初十）。
[65]《中国民国法规大全》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470页。
[66]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和微观行动的角度看》，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页。
[67]参见郁建兴等编著：《在参与中成长的中国公民社会——基于浙江温州商会的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68]参见荣敬本、催之元：《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53页。杨光斌：《试论中国现行国家权力结构与权威资源的关系》，载《学习论坛》2008年第6期。
[69]参见杨瑞龙：《中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种阶段论》，载《经济研究》 1998年第1期。
[70]参见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 281 页。
[71]参见马斌：《地方政府职能配置的三种路径》，载《学习时报》2009年6月1日第6版。
[72]何显明：《地方政府研究：从职能界定到行为过程分析》，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73]［美］白苏珊：《乡村中国的权力与财富：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郎友兴、方小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0页。
[74]何显明：《浙江地方政府创新实践的生成机制与演进逻辑》，载《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5期。
[75]［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76]［美］白苏珊：《乡村中国的权力与财富：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郎友兴、方小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