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商会政策参与社会动机

温州商会出现的初衷是维系商会成员之间的集体利益，防止“囚徒困境”的出现。在实现商会经济价值功能时，商会的政策参与具有较强的社会动机。温州商会是由部分私人企业主通过权力的让渡契约组建而成的经济组织。参与商会的企业家们不仅面临着早期政治身份认同危机，也面临着“原罪”思想和现实桎梏的困扰。不可否认，企业最大的本性和使命是追逐利益，是企业的本性。正如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所说，企业最大的罪恶是不能够赚钱。在中国，人们合理地通过诚实劳动获取一定经济收入和收益分配是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列宁也曾经讲过，允许人们严格地通过做老实人去做生意、发财，这不违背法律。^[63]但是，如果私人企业主通过私人资本违法、不合理地赢得资本收益，那私人企业主不仅得不到中央的政治认同，也不会被社会人所容忍，进而导致商会缺乏社会合法性。一旦出现失去群众基础的商会，那商会存在的价值意义将会消耗殆尽；再加上“原罪”思想的桎梏，商会就会更加陷入社会孤立状态。“原罪”是源于基督教教义，是指人由于堕入罪恶状态，完全丧失了通向崇高善的意志和能力，从而无法使得灵魂得到解救。^[64]人类要想使人从罪恶中解脱出来，必须把财富和罪恶划分开来，通过勤俭致富等方式拯救堕落的灵魂。人们用“原罪”来形容私人企业主，鄙视他们财富来源的合法性。一些私人企业主存在钻法律和政策的空子来谋取私利行为，最终他们将面临着被捕入狱的风险。因此，温州商会私人企业主在社会合法性方面有时候显得并不高，一直受到政府和民众的诟病。如何改变这种境遇？通过商会的政策参与，温州企业主们赢得了些许的政治空间和社会认同。商会政策参与比起其他途径，如经济途径等，能够比较快捷地提升商会成员在社会中的地位，商会的社会价值功能导致这一结果，其具体体现在：

1.维系社会稳定

政治稳定对后发国家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一旦缺失政治稳定，可能就没有政体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当然，政治稳定并不限制政治体系的变革和发展。在政策参与过程中，国家要想实现政体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需要政府及时根据环境的变化作出调整，能够有效地应对社会提出的改革要求。^[65]如果缺乏及时调整商会政策参与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不仅难以保持政治稳定，可能还会成为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破坏器。因此，一旦中国缺乏良好的政策参与渠道，堵塞在政策参与之外的新生力量就会冲击政府现有的政治体系，导致政府施政成本的增加，并进而影响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

2.催生社会文明发展

当下，中国正在着力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社会文明、文化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建设。“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逐渐成为中国伟大民族复兴之梦的核心主旨。长期以来，在注重经济文明和文化文明建设的同时，却忽略了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建设。由于五大文明是彼此影响和型塑、缺一不可的联系体，并且社会进步也需要全面的、系统的衡量。所以，仅仅发展经济文明的建设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大力发展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建设。温州商会通过组织化政策参与的方式把社会经济精英组合起来，带领他们有序地进行政策参与，不仅为政府赢得了合法性，也为社会文明的发展带来契机。因为“在政策参与力量不断扩大背景下，现代政治体系只有不断吸收各种社会力量进行有序地参与政治生活，才可能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使得政治权力存在具有合法性”。^[66]商会会员通过组织化方式参与政治生活，既推进了基层民主政治生活的发展，又促进了社会文明的发展。商会成员在商会带领下积极地通过商会运行所体现的民主程序选举会长，展开一系列的选举活动，商会成员的民主技能和民主思想因此得以增长和丰富，并和谐彼此的关系。和谐的人际关系也为社会文明体系的培养奠定一定的基础，催生和谐社会的民主、 自由、公正等思想的产生。

3.展示社会治理功能

日渐兴起的治理理论业已表明，社会管理主体呈现了多元化趋势，政府不是治理权力的唯一主体，行业组织也可以享有治理权，成为治理主体之一。温州商会是一个新兴的民间经济组织，正在逐渐成为新的公共治理主体。温州商会组织在中国行业组织的发展中通过策略优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商会利用自身的优势在环境治理、生产建设、劳资关系协调和社会公益事业参与等方面，越来越承担重要的职能。^[67]通过治理，商会为政府提供政策支持，良好的政策议案使民众和政府提升了对商会的信任度，商会信任资本也因此快速地构建起来。至此，私人企业主赢得了政府和民众的掌声，企业“原罪”角色开始逐渐消解。鉴于此，商会政策参与的社会动机得到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