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组织政策参与面临着自治生态环境缺失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政治权力主体结构发生了变化，但社会实际上仍然是一个集权制的社会。后来在全能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下，国家绝对地维持政治强制和对公民、行业组织的严格控制，行业组织被牢牢地控制在国家制度之内。改革开放以来，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结构由原来的“总体性社会结构”向独立和自治性的社会结构转变，社会开始向市场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的市民社会方向发展。^[10]有人也认为，中国社会现在是由“全能政治社会”向“后全能体制”过渡的社会。^[11]“后全能型体制”的社会体现了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有限多元化下非政治领域出现了自治空间，但是共产党依然是意识形态领域组织整合和凝聚的主体；二是还有全能体制下国家动员和掌控能力；三是具有强制型巨大资本。这些观点强调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政府与个体或者组织的分离。但实际上，目前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中国国家与社会确实开始了博弈行为，但它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二者的分离不是主流。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在加大，国家给行业组织让出一定的空间，政府与官员也减少了对于行业组织和经济活动的干预，政府也会吸纳行业组织参与到政策制定中来，但政府仍然采用一种超经济强制来加强对行业组织的控制。比如，政府把温州商会登记在工商联里面或者由政府机构派出人员担任要职，或者干脆通过行政吸纳方式吸纳商会中的精英分子参与政治生活。政府通过对商会的掌控，控制了商会组织。虽然商会组织可以进入政治生活，但挑战国家权力的前景微乎其微。国家到现在仍然是，而且将来可能继续是经济的主人。由此，温州商会在国家依然是社会主要掌控者的政治生态环境下，要想获得较好的政策参与，存在比较大的困难。而且，由于国家掌控社会，社会参与渠道必将减少，也会导致参与体制的缺乏。学者亨廷顿认为，一个国家政治体系要成功地适应现代化，必须要把现代化中不断涌现出来的社会力量成功地吸纳到这一体系中来，当我们现有的政治体制缺乏这个吸纳能力的时候，社会将会产生秩序的混乱。^[12]就目前来讲，温州商会政策参与制度化途径显得较为狭窄。商会通过行政吸纳途径参与政治生活尽管体现了一定的民主性，但也应该看到，结构性的政策参与功效比较有限。政府选择部分商会通过行政吸纳的方式进入温州地方政治生活中，以人大或者政协委员的身份进行参政议政，商会拥有的权力大小都是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取舍。而且，被吸纳到政府体系中的商会代表们几乎都是商会高层人员，缺乏广泛的代表性，代表们得不到组织的支持，政策参与的成功率也因此降低。商会政策参与往往最后演化成“个人政策参与”，商会也演化为“个人商会”。由此看到，在国家对社会掌控没有较大改观的状态下，商会政策参与渠道显得较为狭窄。商会进入政治生活也可能是非制度化的参与行为。非制度化的政策参与行为将会破坏现有政治体系的稳定，破坏现有政治发展的有序性。从而可以认为，非制度化政策参与和民主的发展显然不是正相关关联，更不能推进公民或者行业组织进行有序的政策参与行为的产生。

基于上述梳理可见，导致温州商会政策参与困境产生的原因是国家与社会的现有关系模式，也即是强国家与弱社会的关系模式。宏观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不仅对温州商会政策参与渠道有着较大的影响，对其他行业组织或者是公民个体的政策参与渠道也都具有结构性的影响。因此，中国要想真正地推动行业组织开展有序的政策参与，那就必须要改变现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从制度上为公民或社会进行有序的政策参与提供宏观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