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服装商会政策参与困境
温州服装商会政策参与体现了政治学意蕴上的民主性，并不意味着政策参与就没有困境。事实上，温州服装商会从一开始就注定其政策参与必然伴随着困顿。
1.从政策参与合法性上看，温州服装商会政策参与面临法律合法性缺失
服装商会是自主性最强的商会之一，但由于受到国家与社会关系大环境的制约，服装商会政策参与也面临法律合法性的缺失。1994年，服装商会建立。为了方便管理商会，政府早期颁布了两个管理条例，即1998年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1999年的《温州市行业协会管理办法》。管理条例或办法主要体现在社团或者行业协会种类、社团或行业协会成立条件、社团或行业协会内部关系、社团或行业协会财产管理、社团或行业协会管理等方面都加以严格规定。从规定中看出，管理办法或者条例主要建立了一些行业协会的严格登记制度。此时的温州服装商也缺乏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尽管商会自身有强大的经济合法性或者是社会合法性，但从法律层面上，商会仍然比较缺失法律保护。缺失使商会很容易陷入新的囚徒困境，商会在和政府或其他主体分享治理权力的过程中很难具备法律优势。服装商会治理权力必须要获得国家法律的承认或追加，乃至制约，使商会的治理权力既具备足够的权威，而又不被滥用。[90]在法律缺失的背景下，服装商会治理权力主体地位无法保证，在加上双重管理制度的存在，服装商会也时刻处于被取缔的状态。服装商会政策参与是要分享治理权力，如果在博弈中没有法律作为支撑，一旦行业组织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服装商会政策参与空间就会变小，直至被取消。因此，只有为商会制定详细的法律、法规，明确商会的法律主体地位，才可以保证商会的健康发展，也才可以为服装商会政策参与提供合法性。
2.从政策参与渠道上看，温州服装商会政策参与渠道面临缺失
就目前来讲，温州服装商会制度化的政策参与渠道主要是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担任人大政协代表和参与党组织建设。从表面上看，这些参与让温州服装商会政策参与具备了广泛的渠道，但在公共政策制定参与方面，服装商会政策参与仅仅限于与服装行业有关和参与范围十分有限的区域。在担任人大政协代表方面，担当代表的人也只能是商会中的领导，是商会实力派，代表并不具有广泛性的特点。从商会组建党组织上看，商会为了获取上级组织的政治认可，向党组织宣誓忠诚，让服装商会获取了政治合法性，但它们也丢了组织的自主性，商会渐趋成为党的一个分支机构。因此，从整体上看，温州服装商会和其他商会一样都面临着制度化参与渠道过窄的窘境。服装商会一旦没有制度化参与渠道，那就必然会进行非制度化政策参与。一旦服装商会进行非制度化政策参与，可能会通过私人接触或者抗争方式参与分享治理权力。但是，体制外的参与一方面破坏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也会滋生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数年来，温州地区各级政府大多是从经济角度而不是从民主治理的角度看待商会政策参与和利益诉求；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依靠政绩，特别依赖于GDP为政绩论的官员考核标准，管理者和商会存在利益上的契合关系，二者刚好就默契地进行私人接触，满足了彼此的需求。个别官员可能还会为了个人私利损害公共利益，故意和商会合作，通过官商勾结的方式利用权力参股和职务之便创收。由此，服装商会政策参与的非制度化行为不仅不能推进政治的民主化、为公民和行业组织提供一个有序的政策参与路径，反而会助长政治腐败的产生。
总之，通过温州服装商会政策参与个案的分析看到，温州商会政策参与行为，或者说行业组织政策参与行为成为国家治理当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但是，通过探寻温州商会，或者说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的类别、途径、动机等，本书认为，在当前行业组织参与中存在诸如非制度化参与、参与途径狭窄、参与动机过于利益化等现象。中国行业组织当下的政策参与现状对于公民和社会进行有序政策参与路径的形成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构路径的推进是否或者说多大程度上存在一定的价值意义？这需要本书进一步去研判。
【注释】
[1]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3页。
[2]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19页。
[3]参见王宁：《代表性还是典型性？》，载《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
[4]参见郁建兴等：《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基于浙江温州市的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 页。
[5]参见郁建兴等：《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基于浙江温州市的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
[6]参见郁建兴等：《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基于浙江温州市的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7]参见张捷等：《商会治理与市场经济——经济转型期中国产业中间组织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8]参见国家经贸委员会《关于选择若干城市进行行业协会试点的方案》。
[9]参见国家经贸委员会《关于选择若干城市进行行业协会试点的方案》、《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工商领域协会的若干意见》。
[10]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
[11]陈清泰：《商会发展与制度规范》，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12]参见郁建兴等：《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基于浙江温州市的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
[13]参见张捷、徐林清：《商会治理与市场经济——经济转型期中国产业中间组织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
[14]参见刘华光：《商会的性质、演进与制度安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2页。
[15]参见郁建兴等：《在参与中成长中国公民社会——基于浙江温州商会的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16]本书所指商会包括行业商会、狭义的行业协会，异地温州商会以及企业家协会，它们的登记部门是民政局，但是分属不同的部门管理。
[17]参见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页。
[18]参见胡珠生：《温州商会之创立与改革》，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页。
[19]参见《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718、 5735、 5739、 5740页。
[20]参见李景鹏：《后全能主义时代的公民社会》，载《中国改革》2005年第11期。
[21]参见郁建兴等编著：《在参与中成长的中国公民社会——基于浙江温州商会的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22]参见史晋川等编著：《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温州模式一般指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也指经济制度变迁的模式，或者说经济体制改革模式。
[23]参见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页。
[24]参见［英］米切尔·黑尧：《现代国家的政策过程》，赵成跟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25]参见姚俊岩：《恐怖活动中公众心理恐惧效应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及对策》，载《廊坊武警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26]参见杨清：《从超经济强制到关系性合意——对于私人企业主政治参与过程的分析》，载《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4期。
[27]参见陈剩勇：《组织化、 自主治理与民主：浙江民间商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230页。
[28]参见陈剩勇：《组织化、 自主治理与民主：浙江民间商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页。
[29]参见陈剩勇：《组织化、 自主治理与民主：浙江民间商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3～234页。
[30]沙莲香：《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31]王有福：《论社会转型期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32]［美］萨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73～76页。
[33]［美］萨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9 6年版，第427页。
[34]参见苏晓洲：《湖南省衡南县公车消费调查》，载《新华网》2004年7月25日。http//www.china org.cn.
[35]参见金陵：《“三乱”背后的政府利益难题》，载《金羊网》2004年10月26日。http//www.ycwb com.敖带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 ～ 79页。
[36]［美］萨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张岱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33页。
[37]张宇飞：《代议制民主逻辑困境》，载《河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3期。
[38]参见温州服装商会网站，2012年3月5日。http：//www.wzfashion.org/。
[39]参见［美］曼瑟·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40]参见陈庆云、鄞益奋、曾军荣：《论公共管理中的公共利益》，载《中国行政管理》2005年第7期。
[41]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8页。
[42]参见周巍：《中国非营组织政治参与的特征与途径分析》，载《中南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3月。赵丽江：《中国私人企业家的政治参与》，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页。
[43]参见《中国乡镇企业报》2000年3月21日。
[44]转引自《中国乡镇企业报》2000年3月21日。
[45]参见赵丽江：《中国私人企业家的政治参与》，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194～195 页 。
[46]参见陈剩勇：《组织化、 自主治理与民主：浙江民间商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页。徐克恩：《香港：独特的政制架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页
[47]Anton.1997.Between Past and Future： Elites，Democracy and the State in Poset—Communist…AComparisons of Estonina，Lativia and Lithuania.Ashgate Publishing Ltd.，p.16.
[48]参见杜亮、刘亚洲：《民间商会：工商联的50年之痒》，载《中国企业家》2003年第11期。
[49]Dorothy Solinger，Urban Entrepreneurs and the State： The Merger of State and Society，In Arthur Rosenbaum.
[50]Boulder，eds.，S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the Consequence of Reform.（Colo： Westview Press，1992），pp.121-142.
[51]Bruce J .Dickson，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Entrepreneurs，and Prospect for Political Cha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9.
[52]陶庆：《嬗变、缺位和弥补：政治安排中私人企业主利益表达——皖南宣城城市的实证分析》，载《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6期。
[53]谢根成：《政治参与途径短缺及其影响》，载《平原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第55页。
[54]参见郁建兴、黄红华、方立明等：《在政府与企业之间——以温州商会为研究对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55]参见［美］曼瑟尔·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译，上海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4页。
[56]李景鹏：《权力政治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57]汪波：《利益共容体、比较优势与制度变迁——区域兴衰中地方政府功能透视》，黑龙江出版社2008年版，第73～75页。
[58]参见［美］李普塞特：《政治人》，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5页。
[59]参见毛寿龙：《政治社会学》，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66 页。
[60]参见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7页。
[61]［美］卡尔·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11页。
[62]［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对政治实体的社会剖析》，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1页。
[63]参见《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9页。
[64]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5页。
[65]参见刘李胜：《制度文明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页。
[66]聂运麟等编著：《政治现代化与政治稳定》，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7页。
[67]参见郁建兴等编著：《在参与中成长的中国公民社会——基于浙江温州商会的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150页。
[68]《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9页。
[6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46页。
[70]转引自张捷、徐林清：《商会治理与市场经济——经济转型期中国产业中间组织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9页。
[71]参见［美］彼得·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38～139页。
[72]［美］林德布罗姆：《政治与市场：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王逸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9页。
[73]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74]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前言，第5页。
[75]参见董明：《新兴商人群体形成与地方社会转型——以义乌为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页。
[76]米运生、龙柏林：《试论政治企业界主导型制度变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理论假说》，载《宁夏党校学报》2000年第5期。
[77]参见刘平：《新二元社会与中国社会转型》，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78]参见孙立平：《权利失衡、两极社会与合作主义宪政体制》，载《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1期。
[79]参见汪和建：《自我行动的逻辑——理解“新传统主义”与中国单位组织的真实社会建构》，载《社会》2006年第3期。
[80]［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81]参见温州服装商会官方网站，2012年9月，http：//www.wzfashion.org/。
[82]参见温州服装商会官方网站，《商会简介》2014年5月，http：//www.wzfashion.org/。
[83]温州商会官方网站，《温州服装商会章程》，第3条，http：//www.wzfashion.org/。
[84]温州商会官方网站，《温州服装商会章程》，第3条，http：//www.wzfashion.org/。
[85]参见上网站《温州服装商会章程》，第2章，业务范围，第7条，http：//www.wzfashion.org。
[8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87]温州商会官方网站，《温州服装商会章程》，第3条，http：//www.wzfashion.org/。
[88]［美］朱莉·费希尔： 《NGO与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89]参见陈剩勇：《组织化、 自主治理与民主：浙江民间商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7页。
[90]余辉编等：《行业协会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理论与案例》，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