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商会政策参与民主性意蕴孕育基础
如果温州商会政策参与在中国民主政治生活中是一道亮丽风景的话，那么风景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是和温州商会自身的民间性、政府自身的制度供给和本地传统社会结构元素相结合而结出的民主硕果，有其自身孕育的基础。
1.社会结构中传统因子
任何客观事物在一定场域中才可以演化和表现出来。但是，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历史的发展主要不在于外部环境，而在于社会的内部环境，一切社会变迁的起源都必须要从社会内部构成中去找。[35]恩格斯也曾经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产生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找，而应当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找”。[36]由此，想了解温州商会政治民主性的特点，就要从温州地区社会结构的传统文化因子中去探寻，因为无论从任何视角出发，文化传统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社会结构性元素，其中隐藏着纷繁芜杂的内在逻辑。
温州偏安于浙江东南部，地势自西向东倾斜，东部是沿海冲击平原和滩涂，中部是丘陵和低山，西部是山地，特殊的地理特征造成了温州三面环山、地势险恶的地理环境。温州地区由于受到封闭环境的影响，孕育了温州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不像中原地带由于受到政府重农抑商意识形态的影响，商业自发发展比较迟缓，温州地区人发展了温州特色的自主性，特别注重社会自主治理和重商精神的塑造。新中国成立后，受全能政府体制的影响，温州的传统尽管也受到限制，但基于学者斯诺“路径依赖”和布迪尔的“实践理性”概念的解读，温州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仍然塑造温州人的行为方式和价值理念，保存了蕴涵早期民主的结构因子。
第一，社会自治风气盛行。温州地处偏远地区，早期中央政治势力很难控制该地区。俗话说天高皇帝远，天子势力无法较多的辐射温州地区，自由的温州人便形成了“民风犷悍，目无法纪”的人文环境，其中数平阳最为难治。从1760年到1911年，73个平阳知县担任职位4年以上只有12人，多数人在数月后就离去。[37]温州地区外来移民较为普遍，其中福建人居多。移民者大多以血缘关系为依托聚集在一起，构建宗族势力，对抗外部势力。新中国成立后，宗族的影响性并没有削弱。温州由于开放较早，外来宗教势力极为强大，宗教组织也比较多。1978年宗教政策落实之后，宗教在温州势力渐趋强大，强大的宗教势力构建了一个不同于官方的价值。这种价值影响民间力量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为民间赢得了自主空间。宗教组织按照彼此的信仰和血缘关系组建起来，两者都在人们之间形成彼此的认同感，彼此的信任体现出社会资本的特性。[38]温州地区的宗教和宗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是横向联系的一个社会网络。横向网络比垂直网络好，因为“垂直的网络，无论多么密集，无论对于其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维系社会的信任与合作”。[39]彼此信任和规范的人员关系培养自我的自主、平等意识，为加入商会中的成员培养信任网络，提高彼此合作和民主的意愿。温州地区政府的财政一直比较拮据，公共物品提供较为稀少，宗教组织由此分享政府治理权力的机遇大为增加。许多宗教组织利用自身的优势募捐资金，提供公共产品，在某种程度上解除了政府因为公共产品提供的不足而造成的施政窘境，同时也为社会开展自我治理开启 了方便之门。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差序格局”下构建的宗族网络和基于信仰为基础建立的宗教组织网络为温州人的自治提供了一个空间，也为后来商会的成立培养了大量的、具备民主素养的会员。
第二，契约商人精神影响温州人民主观念。由于地势边缘化和人地关系紧张的原因，温州人世代都比较注重商业的发展，商业也一直比较发达。永嘉学派叶适认为，温州人重视商业，并体现了“以利和义”、“四民皆本”和理财富民的商业特点。在追逐利益和注重道义上，叶适认为可以统一它们，在追逐利益中义可以作为规范和导向作用。由此，他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40]对于社会等级划分的情况，他认为社会被分为等级是不合理的，他主张国家减少对商业干预，要鼓励工商，提升工商业者地位。在叶适看来，“抑末厚本，非正论也”。[41]他同时也反对过度地征收民税，认为只有富民才可以富国家，富民为治国之根本。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的重商思想在温州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成为温州文化中的脊梁。这种在夹缝中生成的独特温州文化长期型塑着温州人，直到现代以来温州模式及其经济行为的出现也是温州早期文化历史的必然映像。[42]温州人商业精神塑造了独立、 自主、契约的商业文化，影响后来商会组建中温州人之间的行为模式，彰显了温州地区的文化民主性。文化中的民主性对温州商会会员们的民主观念起到了神奇的力量。有些学者认为，“观念不仅在我们的思想道德情感和生命攸关的利益感悟中根深蒂固，而且深藏于我们的基本价值中、深藏于过去神话所隐含的原始契约中”，“观念一旦形成，一旦被系统阐述并且转化为行动，就产生一种无法预见的命运”。[43]温州人在传统文化下培养了民主意识，为以后商会政策参与民主性的呈现提供孕育的因子。
2.现代制度变迁供给因子
如果温州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是温州商会组织产生民主元素的本土因素，那当今政府制度的变迁则是温州商会产生一定民主性的制度供给因子。在整个行业组织政策参与中，制度变迁因素的影响带有普遍性，体现了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的制度因子。
第一，经济制度变迁：商会民主性出现的宏观制度供给。商会或者其他行业组织的出现和蓬勃发展是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和完善分不开，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是商会产生的经济制度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长期构建了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体制。中国社会的“总体性社会”和“行政性整合”的特征逐渐彰显，国家权力强力地、全面地掌控社会每个角落。社会在一元化统摄下，国家几乎垄断了所有的社会稀缺资源，从组织上的单位制、人民公社制，到政府权力的条块分割，社会成员和组织全部被统摄到“总体性社会”中来。此时，政府成为唯一的合法组织，其他组织都必须在国家体制中进行定位才能最终获得资源和合法性，整个社会都处于国家行政化的网络之中。[44]此时，各种行业组织都成为政府的二级机构，是政府权力的延伸，无法体现独立自主的民主性，更无法体现出行业组织对于政府的监督和政策参与的可能性。1978年以后，中国通过几次大的会议，如1983年党的十二大、1987年党的十三大、1992年党的十四大和1997年党的十五大会议的召开，使市场经济体制替代计划经济体制的理念、步骤和建立过程在社会全部展开。到目前为止，尽管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还显得不够成熟，计划经济体制的些许弊端依然闪现在社会某些层面，但不可否认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变迁给社会个体和行业组织的生成空间提供了经济制度空间。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之间是平等、独立、 自主性的关系。于是，商会等一些行业组织建立的制度空间得以出现，为商会组织未来政策参与提供了较多的参与渠道。
第二，行政体制改革：商会民主性出现的权力制度供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形成了“整合性行政体制”，政府由此扩展管理职能。在乡村社会中，政府权力直接延续到乡村的最低层，政府权力干预乡村的基本生活，整合着乡村资源，把国家权力永久地通过一些组织架构嵌入乡村中去。比如，通过土地革命，新生政权获得了广大人民的认可和支持，奠定了新政权建立所需要的广泛社会基础与政治支持[45]，新政权由此取得了在农村的权威和“行政性整合”的社会支持基础。20世纪50年代，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进一步干预了社会基础，实现了对于农村全面的“干预控制”，国家权力嵌入社会的最低层。除了在农村进行权力嵌入外，在城市，新中国通过“单位制”的组织形式限制民众的自由流动，政府利用单位制度控制城市的稀缺资源，把所有人都纳入“单位”中来，借助这一组织形式，国家权力完成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整合。在资源总量不足的条件下，单位组织形态呈现了自上而下的、平行林立的“伞状结构”。[46]每个单位组织既接受上级单位组织资源的配置和支配，也会对下级单位组织进行整合和掌控。就这样，单位组织就通过“伞状结构”把每个单位凝结为如同网络上的一些纽结，通过纽结的层层扩展和层层收缩，最终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全面的整合。[47]
自此，通过农村和城市的整合、控制，一方面，政府逐步缩小了社会自治空间，减小了行业组织的活动空间，压缩它们的政治空间，把许多行业组织转化为准政府组织，如工会、工商联等。这导致此类组织缺乏政策参与的空间；另一方面，政府由于管得过多，管了不该管的地方，政府职能过度扩展，降低了政府的施政能力，“政府失灵”渐趋成为人们诟病政府的话题之一。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和提升政府能力的需求，从1988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展瘦身运动，也即是政府机构改革运动。在政府机构改革经历数次反复和失败之后，政府开始逐渐把权力下放给社会，政府的管理也由微观到宏观、直接到间接、部门到行业等进行转变。根据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适应，政府体制改革已经提出了行业管理的目标。这意味着“从政府直接管理企业转向为通过行业协会组织实行间接管理”。[48]到1998年，政府强调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行政企分开，政府职能要切实转到宏观调控上来，把权力下放给中介组织，如商会等。这就为行业商会的发展提供了权力制度供给。
第三，行业协会法律制度建立：商会民主性出现的法律制度供给。如果说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商会的成立提供宏观经济制度环境，那么行业协会相关法律制度的出台为商会长期合法地拥有民主权力空间提供了法律制度供给。一般来说，权力会一直到它使用的边界才会停止运作。面对经济体制变迁的逼压、面对政府主导放权的空间大小和时效长短的考量，政府，包括政府官员总会在权力放与不放之间挣扎、徘徊。因此，为了给商会等行业组织提供一个稳定的权力制度空间，法律恐怕是最好的选择。中国早期没有一部较为完善的行业组织法律法规，但1989年出台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及党的十八大会议中对于加快行业组织发展决定的提议，都让人们看到行业组织相关法律条款已经处于逐渐发展中。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如温州政府也在单独制定管理办法，如《温州行业协会管理办法》等。这些法规已经整体上为行业组织的发展提供最为直接的制度供给。民主的出现需要法律制度作为制度供给，否则民主只能是虚幻的，它瞬间可能就被剥夺。温州商会目前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显然提升了商会的民主制度供给水平。
3.强烈政策参与意识因子
民主理论家认为，民主的出现依赖于公民的参与，一旦缺乏民众的长期参与意识的形成，公民的参与也无从谈起。民众的参与意识来源于公民文化的影响。学者阿尔蒙德和伏巴认为，民主政治的运作有赖于参与型政治文化的配合，而参与型文化的特色在于政治系统成员独立型文化意识的形成，也就说公民应该成为一个独立、有自信政治决策能力、具备热情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中的人。[49]参与型政治文化与地域型政治文化、顺从型政治文化不尽相同。地域型政治文化和顺从型政治文化显示了公民对于参与的冷漠或者无能，而参与型政治文化则体现了公民希望积极地通过参与改变和自己密切相关的利益分配趋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那种依附性的人际关系逐渐被契约性的人际关系所取代，传统地域型文化和顺从型文化被公民的积极参与政府政策制定的参与型文化所取代。参与型文化激起民众的参与意识，扩大了参与范围；同时，中国目前政治和经济依然纠缠和胶着，其最显著特征是政治资本强势地位没有得到基本削弱，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在市场转型中，甚至是在市场机制已经成为整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整合机制的情况下，政治权力仍然保持着对于社会重要资源的控制和操作能力”。[50]这说明，人们参与政治，直接获取权力或者影响权力运作长期以来对自己利益分配将会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因此，谋取政策参与将成为经济精英们无二的选项。这将会极易造成现有官商之间的结合，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的结合可能性将会变大。甚至有人会这样说，在中国不懂政治就不可能成为企业家。由此，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不仅通过商业活动寻求与政府官员建立更好的关系，而且也积极地参与政策或者公益活动，以谋取经济利益或寻求政治保护。温州由于有着历史特定的文化元素，如善于经商、社会自治空间较大等元素，铸就了参与型文化的底蕴，在政策参与的意识、态度、动机等方面更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企业家们特别关心政治，甚至在温州人十大经商经验总结里面，人们把了解中国政治动态放在第一位。早期，政府部门在围绕所有制的问题上长期存在肯定和否定的意识形态纷争，政治权力博弈对于当地经济的冲击较为强烈，这使长期在夹缝中生存的企业家比其他地区的人更能感受政治与经济的巨大关联。一旦出现强烈的政策参与意识，再加上政府经济制度的供给和法律制度的保驾护航，温州地区个体和商会组织普遍的政策参与行为就会出现。由此，商会政策参与彰显了民主的底蕴，温州商会如同其他中国行业组织一样逐渐成为公民和行业组织进行有序政策参与的一个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