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组织政策参与面临着独立自治性缺失

行业组织具有自治性、 自愿性等特点，是行业组织存在政治民主性的基本内核。一旦行业组织缺失自治性等特点，行业组织自身的政治民主优势就不复存在。 自治在不同的语境中，其含义是不一样的。在《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编者认为自治是autonomy & self-government的意思。前者是指自我统治或者是个人自由的一面；后者是指某个人或组织单独管理某一事物，也可以指某个人或者组织用所特有的“内在节奏”来赞美自主品格或据此生活品格的一种学说。^[13]行业组织更倾向于后一个概念内涵，也即，行业组织强调对国家的自治性、独立性。一般来说，具有独立性的组织就会有自由和容易实现社会资本的形成。何谓自由？在哈耶克眼中，其指涉没有他人意志强迫的、 自主选择的自由，个人是否自由取决于能否按照现有的期望形成途径，或者取决于他人是否有权操作条件。由于人是有限理性的人，那么人的自由是不干涉别人，人没有权利干涉别人的自由。人们一旦有自由就有自由结社权利，可以根据需要签订契约，形成独立自由的组织。在形成组织时，人由于彼此平等、 自由，所以像温州商会这样的民间自主组织，其组建的程序充满契约精神，管理体制的建构体现了民主精神。但是，随着组织发展的膨胀，现在许多行业组织正日益被精英分子控制，长期下去，行业组织内部民主治理机制遭到破坏，走向了寡头组织。这样，行业组织中势力单薄的会员容易失去平等对话的权利、平等协商的机制和彼此信任的基础。行业组织将会出现对行业组织的活动表现出冷漠、不参与等行为，从而破坏行业组织会员的自我学习民主技能和民主知识场域的出现，也会破坏行业组织自主治理机制的产生。行业组织如果缺乏自主治理机制的存在，那就不会出现通过行业组织介入政治生活参与公共治理的行为。

通过温州商会的发展历程看出这一端倪。如果说温州商会来源于民间，一开始商会富有较强的自主治理机制，那么随着温州商会自身的发展和政府对于温州商会“双重管理登记”制度设定的出现，商会自主治理的特性渐趋消失。缺失了自治性的商会组织呈现出官僚化和准政府化的趋向就会明显，发轫于商会早期的民主组建程序也开始断裂。商会从此就失去了训练民主技能和知识场域的功能。而一旦成为准政府组织，商会的独立性就会缺失，其政策参与行为的民主性就可能会降低。温州商会从产生之日起就以自身的民间性而显得与众不同。民间性意味着商会与国家或者政府的远离，意味着商会是独立和自主的组织，但随着近年来日益剥离的政府职能被商会所取代，政府开始重视商会的治理职能。重视凸显两层含义：一是商会确实承担了政府管理不了的职能，价值功能凸显，因此商会受到政府的重视；二是商会成员大多是企业家，商会是经济富足成员的聚会，富足人员的财富聚集反映在政治层面上是对政治权力的希冀。面对经济功能比较强的温州商会，政府为了掌控组织的发展趋势，开始有意识地推进商会组织的政治化过程。首先，政府通过行政吸纳方式吸收商会会长等主要成员加入政府组织，如政府进行政治安排，吸收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让他们成为人大代表或者是政协委员。借助于政治安排，商会把精英分子牢牢地控制在可以掌控的政治范畴之内。其次，商会部分领导来源于政府部门。为了提升商会的功效，一些商会组织都雇用从政府部门退下来的政府职员借以获取政治资本。这在增加商会影响力的同时，也意味着商会未来发展趋于政治化倾向。退休政府官员凭借自己和现任政府官员千丝万缕的关系，一方面可以通过私人接触途径去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从而维护了商会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在转达政府的政治意图，诱导商会未来的走向。此时，退休官员就变成影响商会组织走向的棋子。最后，政府“双重管理”制度的长期存在意味着商会成为准政府组织。行业组织和政府关系一般分为三种：一是政府设置的组织。这类组织官办色彩浓厚，直接挂靠到政府部门下，实际上和政府机关没有区别，如共青团、妇联等。二是行政化的组织。这些组织是法定化的准政府组织。组织部分承担政府职能，主要领导来源于政府部门，享受政府干部待遇，部分工作人员拥有双重身份。这些组织如商会组织、各种行业协会等。三是民间非正式组织。这些组织和政府之间没有直接关联，政府对其监管力度较小，组织之中没有专职人员编制，不享受政府待遇，很多组织也选择不登记等方式摆脱政府的监督，通过非制度化的方式进行彼此的联系。温州商会虽然民间性很强，但也是按照“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管理制度来运作。这表明，商会也应该具备准政府组织的特点。商会的管理制度让商会成为政府衔接社会的一个中介，商会自此成为半政治化组织。准政府组织身份表明，商会在政府监控下生存，商会尽管有自由，但一旦政府收紧权力，商会就没有发展的可能。近年来，温州商会在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需求和不作为下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商会自身双重管理身份没有切实的改善，而且随着商会加入党组织人数的增多和商会内部党组的设立，商会半政治化趋势则一定会加大，商会独立自治性特点此时会更加缺失，商会政策参与的民主性也会渐趋萎缩。

由此，通过推进行业组织政策参与路径能否促进公民或社会进行有序的政策参与，行业组织的自治性特点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行业组织丢失了自治性，成为准政府组织，那行业组织的存在对政府权力的监督职能就会消失，此时行业组织的民主价值功能就失去意义；而且，如果行业组织缺失自治性，行业组织对于公民的民主技能和民主知识的培训就显得毫无意义。因此，当下诸多像温州商会这样的行业组织由于受到现有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丢失了自身的自治性，这样就会导致行业组织政策参与陷入困境，由此也会导致行业组织在促进公民或社会进行有序的政策参与路径的形成方面失去了价值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