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对抗参与途径

抗争或者是暴力对抗型政策参与在当代很多国家都有出现。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由于一些政府施政的蛮横，再加上政府不重视行业组织的管理职能，政府执行政策时遭到行业组织的抗争和暴力对抗也时有发生。此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一旦公民对现有的政治体系的不满和不信任累积到一定程度，那么公民就会用越轨的政治行为、用突破现有的政治体系框定的尺度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不信任”。^[53]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现有的制度化政策参与途径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或者即使存在参与途径，由于功效低下，也很难满足个体或者组织政策参与的欲望。于是，一些行业组织选择抗争或者暴力对抗方式参与政治活动。比如，有些行业组织通过越级信访、上街静坐和游行、围攻政府机关等方式阻止政府的一些不合理行为，要求满足自己相关的利益分配。温州商会在政策参与中有时也会采取抗争或者暴力方式参与地方政府政治生活，以求实现自己的利益。比如，面对政府出台的“三乱政策”存有不理解的成分，或损害自身利益的行为，有些商会组织在投诉无门时选择煽动本商会成员集体对抗政府，酿成暴力和抗争的政策参与行为。抗争或者暴力行为尽管有时会找到更多的同盟者，有一定的政治功效。可是，由于商会组织处于“双重管理”制度的监控，一旦超越政府的底线，商会组织随时可能面临被取缔的危险，商会也因此失去政治合法性。如果组织化商会的政策参与长期处于不合法状态，显然就会严重地破坏社会政治稳定。 目前来讲，温州地区商会抗争和暴力型参与行为相对比较少，但前提是温州地区制度化参与途径存在着广泛性。如果缺乏广泛性的制度化参与途径，商会容易产生抗争和暴力的参与，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破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