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灵思与涵润（自序）
本书的写作，是对杨梓诗歌创作长期关注的一个结果。
在1980年代，当中国学界尚沉浸在思想启蒙与观念更新的兴奋中，言必称“主体性”和“方法论”的时候，从事医学教学的杨梓却对诗歌创作独有所悟。就是在那个时候，当我第一次接触到杨梓诗歌作品的时候，感觉他的诗歌竟然写得那么美，那是一种很特别的含蓄、凝思与象征之美。他作品的此种美既是一种清晰中的含蓄、凝思与抽象之美，又是一种可视可感的意象造型之美。他的作品将现实世界之真际蕴含其中，表达也有现实事物真际的准确性。他的灵思创造富有一种独创一格的精神端倪，也有一种骤然照亮一方新天地的智慧之光，在看似纯属偶然的心智觉醒中隐含着的是生命的某个敏感点被吸引与被激发的信息。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对他的诗歌创作开始关注。1993年3月，《杨梓诗集》出版，我就有机会比较集中地翻阅他的作品，并随手写下三言两语的读后感。后来，逐渐产生了想写一篇论述他诗歌创作文章的想法，此时，他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势头。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创作意识与现实世界的交相辉映，大都成为他作品的意象造型。他可以自由娴熟地出入现实世界，出入宇宙与人生。入则能描述，出则能深思；入则鲜活有力，出则品味不凡。这样，他的诗的境界就不再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了。他不但可驾驭万物，也钟爱万物。面对他的创作嬗变，我暂缓写他创作“论述”之念头，而接着观察与翻阅他的作品，因为，我感到他作品的审美张力太大了，故非读不可，并将对其读解陆续积攒下来。
2000年，诗人的《西夏》上卷出版，我即对他的作品予以“深度关注”。他的《西夏史诗》全本由文化艺术出版社推出后，我便产生了写一篇《杨梓诗歌创作论纲》的文章的想法，我向他索要新作时，也没有透露此一想法。这几年，如果不是我的身体几度出现问题，此想法应该在五年前即已实现。所以，杨梓诗歌创作的历史，就是我对他诗歌创作关注的历史。
杨梓的诗歌造型是一种综合的多维性造型，它具有一种梦幻般的审美氛围，他特别重视诗歌造型中梦幻之美的神效。他的诗歌作品中熔铸着民族的灵魂，揭示了人的灵府开启的审美、向善、仁爱、知耻之维度。诗歌艺术的虚灵而真切之品性是值得他这位心有存主的人为之献身的，对此一点之顿悟使他在遭逢“势利”之威诱时得以守住精神之重心。即便我们能在他作品造型的幻象中窥见真实的世界，他也将真实的世界藏于梦幻般的造型世界之中。只因此种梦幻般的造型世界具有一种神秘、抽象、幽玄、绮丽、实境、超诣、飘逸、旷达、流动的情调，此即构成了他的诗歌美学之特性。他诗歌美学中的造型对象是被经验着的造型客体，是在造型经验中完成与实现的，作为造型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造型对象是一种经验之存在、一种梦幻般的存在，是一种象征的超越性之存在，因而不同于造型经验物化或物态化的造型客体。杨梓诗歌的造型对象是依据格式塔（完形）的同形同构方式建构的，造型对象作为自由生命之形式，是由感知层、生命层、意味层组成的多维结构体，凝结着诗人的造型经验即造型个性，因而具有独特性与不可重复性。在他那里，诗歌造型经验既是一个综合的动力复合系统，是由造型需要驱动、造型理念调控而形成的多种心理机能矛盾冲突而又协调的审美创造意识活动；又是一种意象情感，即情感对意象的建构与体验。他的诗歌造型经验具有审美的无功利的情感愉悦性、无概念的理解普遍性、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无思维逻辑的情感逻辑性。他的诗歌造型经验的本质是一种自由创造的情感愉悦，他的造型自由既是社会理性向个体感性之“积淀”，又是个体感性对社会理性的突破，是个体感性与社会理性矛盾冲突而又交融渗透的多维审美活动。诗人造型自由创造之实现，是对人性走向完整和自由创造的某种确证。
杨梓诗歌美学中的造型经验是由造型需要、造型能力、造型意识三个部分或层次构成的。造型需要作为内在情感对形式之欲求，是造型经验之动力；造型能力作为造型心理机能，是造型需要满足的工具，是由感知、想象、理解、情感等多维性心理机能构成的；造型意识作为造型价值理念与取向，是造型活动之调节、控制因素，包括造型理念、造型趣味和造型理想。造型需要、造型能力、造型意识等促使造型心理机能呈现多维形态。此即构成了杨梓诗歌艺术造型经验的内在动力机制。诗人的造型形态，就是诗人造型客体的价值形态，亦即说，是其造型范畴。诗人的造型形态之构成来源具有双重性，它作为造型本体的具体表现形态，根源于人类物质世界的实践创造，具有造型发生学意义，是原始之基础；它作为造型经验之外化形态，则直接来自主体的造型实践活动的创造，具有造型创造论的意义，经造型心理的介导而构成。故，造型形态之阐释，当依循诗人之造型特征，一是诗歌美学本体论原则，从人类物质世界实践方面对造型形态作出阐释；一是诗歌美学认识论原则或心理学原则，从诗的审美价值方面对造型作出阐释。据此，造型形态基本由绚烂、雄浑、粗犷、豪放、悲慨、荒诞、冲淡等构成；当然这里还涉及造型个性、共同性与特殊性，以及造型观照、造型领悟与造型超越、造型畅神等，特别是对造型对象的感性把握、造型对象深层的意味把握、造型人格的超越性把握，最终导致心灵与自然之融合，实现精神境界的超越等。诗中之含蓄、象征与“言外之意”，乃是他诗歌艺术造型之总体特性，越是难以琢磨的造型意象，就越是意味深长。阐释造型景物须有恰切之角度，远则模糊一片，无法辨认，失去美的感觉；近则一览无余，缺少遐想之余味。美由距离造成，杨梓诗之美便是给读者制造一个适当之距离，而让读者对他的诗感觉到有领略不尽之意味。
在当代中国诗歌美学长廊里，杨梓的诗歌作品独树一帜，《西夏史诗》即其经典作品之一，是出于生命的独立性而创作的生命化了的作品。换一种说法，就是把艺术的积累收摄于智慧，把智慧收摄于每一个活生生的艺术生命（作品）之中。生命化的艺术创造之全部韵致在于诗人的心灵之“觉”。“觉”是诗人生命之灵犀所在，牵动着作品生命之整体。无论是审美本体之“觉”，还是灵思创造之“觉”，都是切近个体生命、个体心灵的。诗人的艺术创造，诗人的生命意识，均在一个个活生生的艺术生命（作品）中显现与激活。从笔者文稿中可略窥见他诗歌创作之独特色彩。他创作中先后出现的超逸、雄浑、粗犷、豪放等多元性艺术风格，考其原因乃是他修养与艺术、意与笔、诗与境、情与形等方面的关系在不同时期的反映。搁笔之顷，得出此结论，乃鄙人心契之所解。
对于杨梓的诗歌作品，无论作何种阐释皆有其合理性。“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赫拉普钦科也表达过此类意思：我们在阐述重要的艺术作品时的任何解释与理解都是自然的事情。“完美形式的唯一的突出特点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在其中加入他所想起的东西，也可以在其中看到他所希望看到的东西……”“我敢断言，《伊利亚特》和《神曲》的任何一句诗在我们的理解当中都没有保留着最初所赋予它的那种意义。存在就意味着变化，我们用笔记录下来的思想在我们死后的存在也服从同样一条规律：它们继续存在着，只是不断变化着，并且变得越来越不像在我们心里产生之后发表出来时的那种样子。我们的作品中为后代所欣赏的东西，是与我们的看法完全不同的。”（《赫拉普钦科文学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04页）赫拉普钦科这段话，也很适合我们今天对杨梓诗歌作品阐释时的情境。
为此书的出版，阳光出版社的领导与诸编辑付出了辛勤劳动，谨在此致以深挚谢意。
2020年5月22日于风声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