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彩的生命意义

当然，《西夏史诗》的整体造型就是一个历史过程，史诗之目的就是使其描绘的世界与展示世界的形式让人耳目一新，形成一个崭新的认识、理解民族历史的审美世界。什克洛夫斯基认为，列夫·托尔斯泰不用事物之名称代指精神，而是像描述第一次看到的事物那样去描述它，“首次”与“描述”也成为杨梓史诗意味造型之两种方式；列夫·托尔斯泰对于通用名称，“像称呼其他事物中相应部分那样来称呼”，用的是反常之称呼，加强文学的象征性。什克洛夫斯基写道：“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之存在，就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觉到事物，使石头作为石头被感受。艺术的目的就是把对事物的感觉作为视像，而不是作为认识提供出来：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手法，和予其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因为艺术中的接受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所以它理应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创造之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15页）在《西夏史诗》中，杨梓依照历史风俗中颜色的含义，又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将颜色所蕴含的意义，通过色彩与历史生命和人的价值的对应，赋予作品一种奇特的审美效应。《红炉点雪》是全书最后一卷，此卷体现了一种大美大爱与厚重之哲学生命意识。这说明，《西夏史诗》的美学创造，从头至尾皆以意味造型创造凸显。它与中国古老的历史文化有关，杨梓欲借助文学形态对古老历史文化予以反思、剖析，并在诗歌审美创造中凸显一种文化型的个体精神存在。在《与雪同在》中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描写：“这是怎样的一场大雪啊……覆盖了党项雄鹰飞翔的天空和骏马奔驰的大地/却没有覆盖你的一个子民/几百万英雄的党项人去了哪里/怎么会于一夜之间消失殆尽//党项啊　你在哪里/难道还在金川河谷苦思冥想/把自己想成山崖上的白石/然后创造出另一片蛋清的天和蛋黄的地/让你的孩子们尽情嬉戏/在你的发丛中放牛牧羊//盲女巫走在空无人烟的旷野上/漫天大雪发出震撼心灵的哀歌/落在她的身上的雪找到了故乡的雪/找到了雪里跳动的火苗/和她紧紧地拥在一起/流成一野西夏的泪”。这是一种非常令人深思且感动的具有高度审美意识的造型。史诗从头至尾对雪的深情描写，引起接受者的极大兴趣。雪在史诗中之含义，有历史世界之因素与非历史世界之因素或特征，极为符合杨梓诗歌审美建构的特质。因为从叙事角度而言，它既符合接受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影响的创作主体、客体之写作与审美习性，又极大地满足了创作主体调整自我、捕捉奇异、希求创新与探索的审美需求。值得注意的是雪的意象在题旨的把握上，是对历史文化作整体性反思。是反思，就要有继承，就要有批判，甚至是反叛，历史世界生存环境中之困厄与迷茫要在历史文化的价值观念系统里去追索求解和澄清，这是反思的一把精神钥匙。杨梓在《西夏史诗·跋》（修订本）中说：“她站在一边是冰雪一边是鲜花的高原，望着一群骏马向着东方奔驰，一只白鹰向着太阳飞翔，一枚回不到故乡的落叶悬在半空。”“她抵达贡嘎山麓、雅江两岸，远离黄河而成了一块洁白的石头。至今依在，备受祭拜。”所以，《西夏史诗》将雪与白、红、紫、黑等色彩交融在一起的整体意象反复组合、重叠，使史诗之结构形成多层性，让史诗之造型植根于传统的历史文化沃土中。只要接受者将史诗中之色彩意象，与其他相关的动物意象、植物意象以及江河湖海等意象，结合历史世界之事象予以解读，就会解开历史衍变与人类生存之谜。亦因此，《西夏史诗》之色之根之型，就是西夏历史文化传统的特征、根系和精神实质。此色此根此型植根于历史文化传统之土壤，根深故而叶茂，五彩缤纷。这不是诗人的迷史情绪与地域观念，而是对民族历史的重新认知，是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的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与把握人类无限与永恒的审美再造，也是诗人对个体精神世界的一种重新自我观照。在历史传统与文化精神方面，诗人吸吮了生命养分，作为一种象征，它们的存在意味着延续并且丰富生命，却不会否定并隔绝繁殖、滋养与补给生命之形式。诗人之审思，就是释放现代审美观念之热能，来重铸自我与生命。因此，“一枚回不到故乡的落叶悬在半空”，至今依在的那块“洁白的石头”，乃完成党项这一造型创造最精彩的意象。这里显然不带有历史传说之色彩，但在传递美之不可毁灭而又属于人类这一意旨上，此意象之设置，既恰切而又令人欣慰。

从以上分析即可看出，《西夏史诗》在总体诗歌审美造型创造上，在作品的具体人物刻画与具体的描写方面，视不同的内容采取了不同的造型方式，以及不同造型手段之融合使用方式，使史诗造型创造本身变得丰富多彩，其造型闪耀着不同的美学光彩。具象、喻象与类型化、意味性之融合造型手段，在具体创作中的确不易把握。将这些造型手段相互渗透，融为一体，这可能也是《西夏史诗》引起人们广泛注目的一种独特美学风貌。此正表明杨梓诗歌美学不是单一，而是丰富；不是固定，而是不断变化；不是互相绝缘，而是相互融会贯通。正是这些变化、融合、共存，建构了《西夏史诗》之丰富多彩、复杂多变、幽邃意深的审美空间，而这正是《西夏史诗》追溯历史文化的本源意义和本源作用——作为认知与思考之本源性，在纯粹的诗性言说中，被言说的民族历史存在是本源的，而言说之方式是审美的。在杨梓这里，史诗就是关于史诗的言说方式，也就是史诗中充分揭示的西夏历史文化的状态，生存、变化、融合、共存，声调、顿挫、节奏、律动等，以审美方式表达出来。杨梓对史诗与民族历史文化关系的揭示已很清楚，史诗是对人类审美心理的阐释方式，以便给接受者以审美启迪，令其领悟其中含有的深意，同时言说民族历史文化本真心态与思想。这可能是《西夏史诗》引起读者极大审美兴趣和探索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