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生命之根脉

尽管我们在以上章节已讨论过杨梓诗歌美学创造的意味性造型透射对意味接受与解读的作用，但是，杨梓诗歌美学的意味性阐释所存在的复杂性、歧义性问题远未解决。某种透射只能为诗人的作品提供一种解释，并且是从诗人之愿望出发的，它能否被读者接受，本身就是一个未定数。实际上，透射作为对杨梓诗歌美学之窥探，也有着一定程度的局限性。这好比为一个很阔达的花园打开一扇窗口，固然可以让人一睹园内风光，但窗口毕竟是窗口，仅仅通过它来看花园，难免会有遗漏，甚至会遗漏相当重要的景观。故，依靠透射来体悟意味性造型寓意时，只有在透射恰到好处地提示了意味性造型寓意的情况下，接受者才能在窥探、审视中真正获得作品的真义。但是，诗人也无法保证意味造型透射每一次均安排得十分恰当，这样，意味性造型寓意的把握也就会变得摇曳不定，让人雾中看花。此外，并非每一个意味性造型作品，诗人均有意味性透射之自觉安排，或者虽然有了此种透射布局，但诗人的此种意图并不一定能够被接受者所感到。出现此种情况，接受者的理解就成为一种比较艰难的精神历险活动了。面对杨梓诗歌中意味性造型之奇诡怪谲，不同的接受者会有不同进入堂奥之方式，也会有各自的体悟。从根本上讲，读者是可以领悟到杨梓诗歌美学意味性造型之奥义的，但相互之间的理解可能会有分歧。所以我们感到：杨梓诗歌美学的意味性造型叙事，虽然不是一个解不开的“绝谜”，但又很难说它是易解的“浅谜”。我们说，杨梓诗歌美学的意味性造型叙事的内容非常丰富，也是比较难以掌握的诗歌美学修辞手段。它的内容如此丰富，掌握却如此困难，所以才导致它的寓意的不确定性，这就像一块白玉在慢慢转动的不同角度下放射出不同的色彩。但杨梓诗歌美学的意味性造型手法的确打破了写实性描写和直抒胸臆的传统表达方式，诗人往往设定一组组意象符号，接受者可以将自己的阅读体验逐渐加入其中，由此也可能会因接受者审美情思的不同而产生多个“谜底”。对于杨梓诗歌美学意味性造型之解读，就好像在品尝一道美食，需细嚼慢咽、细品其中之味一样，此乃一缓慢消化之过程，任何接受者在此过程中皆可调动自己的味蕾，任审美想象驰骋，任思想遨游。

阅读杨梓的《骊歌十二行》，我感到长虹横空，异彩纷呈。全书由《以梦为乡》《独在异乡》《空手还乡》《四处皆乡》四卷构成，凡三百余首诗。我们看到，诗人此部作品四卷皆以“乡”之意象建构意味造型，足见其意义明确而深远。“乡”，明确地表达着诗人追寻生命之根性，此根性只存在于变迁的现代世界之外，而具有纯洁心灵之人仍会努力去追寻，因为人类的情感与想象会因遨游在“乡间”而变得更富足、更纯洁。以“乡”建构的诗歌美学，不论是在梦中，还是独在异乡，不论是在梦呓之国，还是在西域内外，皆需要寻找。但最终是否真能找到并不确定，“只是希望出现奇迹，在此相遇”，“为了一片大漠上的绿洲”，诗人还是“独自开始一次心灵的跋涉”。但是诗人刚刚开始上路，“就被泪水碰断目光”，“只好闭上眼睛/却见荒原上一棵即将枯死的树/只因一滴泪水而发出新芽/奇异的芬芳将我埋葬”。“乡”意味着生命之根，只有自己在牺牲中才能得见。但此根系非永久可以把握的，所以“乡”还是未能得见。21世纪之初，杨梓仍在探索人类生命之根脉究竟在哪里，对他来说这种认识更加深入了。诗人之“乡”，应该包含着多层意义，它既是独一无二的人类生命之根性的体现，又饱含着大自然之奥秘，既体现着人类精神上的根脉，又体现着人类物质上的根脉，既关系到现实世界，又关系到未来世界。诗人用“乡”这样具体的意象来表示抽象之理念，就是要表明人类生命之根的存在。虽然我们总不得见，以为其距离我们很遥远，但经过千难万险，最终是可见并可坚守的；即使会得而复失，也能再次找到。我们在分析诗人追寻人类生命之根时，认为“乡”的造型寓意——凸显了人类生命之根——就在我们身边。然而，“乡”之生命之根的造型创造意味深长，“乡”所蕴含的对现实世界之批判意味也十分明显。即使在《自然之泪》里，诗人兴奋地用理想塑造着理想，但“我被紧锁的门和漆黑的墙围困/被烟城和雾都囚禁/我正在失去自己的蓝天和阳光/我患有鼻炎咽喉炎和气管炎的身体/承受着日积月累的污染/我畸形的喊声穿越时空//我要逃跑，却逃到了另一个世界”。此处，诗人对现实世界存在的某种问题，特别是污染作了深刻的批判，故我们又可以把“乡”当作带有浓重批判色彩之作品来看。我们说，“乡”是一种理想，一种信念，一种生命之根脉；也可以说，“乡”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个体意识和全体意识，是一种精神记忆，是一种文化传统……此系列诗作，深切地表达着诗人的意味造型美学，既富有抒情性与剧诗性，又以丰富的想象与读者交会。意味造型叙事在此有着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的性质，相信人类自己、相信未来、相信精神文化之根性、相信人类能战胜历史进程中的一切问题，这一切给他的诗歌美学带来了乐观主义的情调。因此，我们既可将《骊歌十二行》中“乡”的意象建构解读为对人道主义理想之寻求与对现实世界之批判；又可将《骊歌十二行》的诗歌创作当作是一个乐观主义诗人精神之记忆。我认为，要理解这几类观念，均需在《骊歌十二行》中寻觅，具体说，“乡”之意象皆已融合在《骊歌十二行》中了。不论是将诗人之记忆解读为乐观主义精神，还是对理想之追寻或对现实世界之批判，“乡”皆是关于真理之意味造型创造，或是诗人强大信仰的精神意象，这里与其说它是信仰的精神意象，还不如说此真理带着信仰之色彩。人类寻求真理之过程，正如寻找故乡之过程。所以，诗人关于“乡”的美学造型意象，本就可作多种审美阐释，其中没有高下与优劣之分。

对“乡”的解读，诗人不惜一切代价，一直在追寻的路上。“在黄昏的小屋里/我品尝着残冬的味道/胸怀你火炉一般的芳名/反刍稀疏的往事//一只小鸟从窗户飞进/碰到另一扇的玻璃/我赶紧打开窗户　小鸟来了又去/留下一根羽毛和几声鸣叫//只因小鸟的突然造访/我这一天才有点意思/不管小鸟是因为寒冷还是其他/但都启示我去敲你的窗”（《小鸟飞过》）。我们无法确定“小鸟”这个意象在此的意味造型寓意，却还是需要不断加深对它的理解，这是为了让我们的解读从模糊中更接近清晰。当然，诗人的意味性造型越是不确定就越是需要探讨挖掘，越是探讨挖掘就越是觉得审美价值巨大。多义性的造型在杨梓的诗歌创作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小鸟的飞来，意味着某种生命信息之到来，是作为“乡”的造型创造的一种神秘暗示。这也是我们对“乡”纯然作一种美学上的考索，通过小鸟之造访，让诗人之想象更接近对真实世界之思考，其中包含着一种文化精神之暗示，表现了社会变迁中诗人心灵之震颤。《往事如烟》《到处寻找》《第五个季节》《大荒蔓延》等组诗，表达了诗人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的那种持续不断的审美探求精神，“到处寻找”，是要进入西部文化神秘之心脏去探求，此种探求必要时要求诗人敢于独自“走进一片荒野”，哪怕“荒野上风声鹤唳”。但是，此种探求也表现了人们在中国西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与西部文化中看到的那种悲壮豪气。此处的小鸟，显然是一种富有意味性的造型创造，小鸟象征着人类的温暖与美好乃人类之本性使然。故小鸟实际上象征着人类的精神意识对自我天性之“乡”之追逐，对“乡”理念追求之认同，它让社会变迁中之无乡意识屈从于自我的有乡意识。不管是因为寒冷还是其他，对“乡”之追逐一直是内心的一种巨大存在，哪怕自我灵魂之船沉没了，此种毁灭都将启示人们扬帆启程，去追求美好的日子。“一只麻雀是树上唯一的叶子/更是我痴痴的等候/透过空寂的树隙　冬天已碎/碎玻璃般的小路闪现无数个太阳”（《一段路程》）。此种破碎，是对旧有生活秩序之破除，意味着新的美好未来必将到来，因此诗人写的是社会变迁中旧时代即将过去，一种新的精神文化时代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