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党项人昭示了什么
细节之融合，叙事情境之渗透，具象叙事与喻象叙事的结合，是一种对称性融合活动。作品被融合的范围与叙事情境产生的效应是十分吻合的。细节之融合，是从史诗叙事的某一角度作用于作品。情境之渗透，虽然对作品的支配力有所增强，但它往往只是作品内容的一个方面，是构建作品内涵的一个层级。故细节与情境之融合，还只是影响史诗局部的艺术方式。在具象叙事与喻象叙事的造型中，还有一种非对称性融合方式，就是融合的内容与篇幅与其在作品中的作用并不匹配。虽然这种融合有时只是片言只语，但此片言只语能对作品起到画龙点睛之作用。当此种融合已经带有普遍性时，此类普遍性范围之内容只是作为一个填补性的造型要素融入其中。此种融合也能够影响史诗作品之整体，但它不会改变史诗作品的基本品质。重视史诗之此类功用，对我们阐释作品乃至阐释诗人当时之审美构想皆有很大帮助。我认为，此乃具象叙事整体上的喻象叙事氛围，是喻象叙事架构内与具象叙事的融合，这是诗人史诗创作与实践的一种方式。
《西夏史诗》如果只在具象叙事中设置喻象叙事氛围，那还属于具象叙事，创造出的还是类型化审美符号。但诗人显然不满足于此一点，而是又在具象叙事中融入了喻象叙事符号，或阐明党项人之心理，或揭示西夏的历史命运，或营造历史冲突中某种特定的情景，这些都有助于理解这部史诗的象征性内涵。杨梓的这部史诗与一般的象征性叙事作品不同：一般的具有象征性色彩的作品都会在叙事情节中透露出作者想表达的深层意义，但杨梓描述西夏历史的这部史诗不一样，史诗情节中没有透露这种深层意义，没有提供给我们任何哲理的暗示，构成史诗的是一连串的意象以及不同类型的造型叙事。我们一般所理解的象征，是以真实的存在来证明理念的存在，就是说从具体的象征意象是可以理解它象征的理念的。而在《西夏史诗》中我们面对的是一系列历史文化符号。杨梓在这里创造的意象性历史文化符号，其实就是他象征性的美学理念。
象征性色彩的叙事氛围笼罩着具象叙事的历史世界，如同浓雾弥漫山峦。拨雾是为了窥见山峦之面貌，但由于山峦已被雾所笼罩，故对山峦之感知与云雾难分。此具象叙事整体中的喻象叙事符号，实际上产生了对具象叙事的某种涵容性效用，只有把握住了此种涵容性效用，对具象叙事的阐释才能更清晰、更丰富。杨梓就是一位善于创造喻象叙事氛围的现代主义诗人，《西夏史诗》是其具象叙事的经典之作，却又借助此种喻象叙事，来显示更深层次的审美效果。
就《西夏史诗》之各类造型叙事氛围来讲，诗人颇为精细，他将古代西域自然界之现象与历史情境之演化紧密联系起来，用以表达历史人物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之关系，起到了以一当十之作用。史诗中既没有描述西夏历史概貌，也没有叙述历史背景，而是将党项各个部落放置于历史进程中的情景里，“这扇神秘的大门已经关闭/那扇神秘的大门即将洞开/我仿佛看见你/从青藏高原的子宫飞进梦乡”。此神秘大门仿佛密不透风，神秘莫测。“在通天的默鲁山与太阳亲切交谈/在狰狞的夜森林与兽群饮血茹毛/在旷远的大草原与野牛同歌共舞/当她们创造了第一个神奇的符号/话语的历史就成为一种纪念/直抵永恒的永恒”。此场面多少让人有些惊恐。蓦然，永恒的西天门訇然敞开，传递着神灵的旨意，说着草叶说给花朵的话，彩羽凌空的丹鸟把悦耳的歌声放进每一滴雨里，望不尽的奇花异草遍地盛开，让人心情豁然开朗。这是在同一历史环境中写出党项部落所处的各种情境、心态与生存状态，将党项部落面临的种种矛盾及其命运多变等直接传递给读者。有时需要“飘雪的黑夜”，有时需要“浮冰撞碎摩崖的巨响震碎落日”，当董部庞大的部落摇曳着紫色的晨曦，大地被阵阵狂风卷起又重重抛下时，远去的冬日长出一片诱惑的色彩，猎牧的民族开始迁徙，告别可可西里，告别神圣宫殿，“你”苦难的历程便从此开始了（《永远的昭示》）。这正是诗人给党项人的一种永远的昭示。
在《月光的月光》这首诗中，所昭示的内容亦复如此。“淡紫色的小雪飘飘扬扬/白银与五彩石的碎片飘成旋律/党项和玛雪的子孙们在黄河曲的一角/倾听着天空丝丝缕缕的声音/与月光共舞”；“党项的灵魂啊 你苦苦恋着的月光/一朵忧郁高悬的云雾之草/在临风而立的石头平平仄仄地绽开”。我想，落在人们心里的将是一种复杂落寞的哀叹，而真正让人油然而生的希望是那浩浩荡荡前进的马蹄声，象征着英雄未来蓬勃之生命。这是对“月光的月光”的描绘，是一种喻象造型叙事符号，在史诗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西夏史诗》的这种多重性符号确实有多重意义阐释之可能，但是这种多重意义之阐释性焦虑在于这部史诗本身就是一个无法企及的迷宫。“月光”这个符号在不同情境中出现，就是为了创造一种遥远而闪烁光明的叙事符号，与各种人物对照，从而呈现出它的多重性含义，此种以光明作为造型叙事的审美符号，它的价值当不言而喻。
比较而言，在《回到析支》一诗中，其喻象叙事符号表现出渐强、递增之特点。在一开始，诗人只叙述吐蕃的亲弟兄刚刚创建了白仙鹤的家园，却又要到中原去帮助汉人攻伐另一部分汉人，但“他”与弟兄们跳着鹰旋舞，只想回到青藏高原月光的故乡，这让人感到党项人内心之另一面；“他”沿着黄河第一曲逆流而上，很快就到了阳光高原的边缘，越过大地的骨骼，一位吐蕃女孩骑着神灵的白马飘然而至，女孩接过行囊，拉起“他”退缩的手，用羞羞答答的党项话说“到家了”。在党项人返回的路上并没有遇到阻拦，一切都很顺利圆满。在一家吐蕃人铺着羊皮的炕上，“他”与女孩的阿爸盘腿而坐，铜壶里的酥油茶飘出家的气息与温馨，此时的“他”感到“真的到家了”，家在透明的青稞酒中，仿佛纯真的生命又回到原初，“他”把青稞炒面与酥油茶抓到一起，无论抓成什么形状，放到嘴边都是泥土的香味。可见，家在党项人的心目中是多么重要和多么美好，青稞酒、炒面、酥油茶等意象符号预示着党项人对追寻美好家园的渴望。在此诗中，贯穿始终并得到反复渲染与描绘的美好景象，给史诗作品涂抹上了一层浓烈的象征意味色彩。回到故乡与史诗整体的造型叙事发展相吻合，与党项各个部落势力之冲突也相一致。因此，对故乡的描绘，给人们造成了一种不断加强对美好家园之构建与向往之感觉。作品有了它，就好像有了一种更为神秘、更为强大、更为精深的艺术生命力量。此一节诗的具象叙事也因家园追寻之意识笼罩，具有更隽永之韵味和更丰富之色调。当家成为作品造型之叙事氛围时，随着叙事而趋向浓重时，它加强了作品整体冲突的尖锐化；当家园之追寻成为史诗中某个阶段特殊的情境与个体之写照时，它使人物个体之刻画与心理呈示变得更为充分、更为鲜明，又将其融入整体史诗作品之中，融入党项各部落势力之中，转化为历史力量或历史精神。
追寻、重建被毁灭的美丽家园是富于幻想的，在一个没有尽头的无限追寻之路上，党项人对此种追寻一直充满着美好的憧憬。一代又一代的党项人历尽艰难险阻、刀兵水火，仍然没有觅到一个安宁温馨的家园，即便如此，他们心里也只有一个念头：只要党项人在，就永不放弃追寻家园的决心。吐蕃人走过的地方留下一串串鲜红的血滴，在草尖上熠熠闪光。“吐蕃人在向更高的高原走去”，难怪他们告诉党项人说自己“是回家路上的孩子”。这结局多么令人悲痛，然而又多么令人回味无穷，它显示出了这样一个逻辑：旧世界的末日已经到头，新世界的希望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