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象叙事中的历史表达

在此，让我们对喻象造型叙事中的具象符号略作分析。此类方式仍是喻象造型的方式，只是其中融入了具象符号的叙事，使整部史诗作品更具有象征性意义。为了表达此意义，诗人将具象叙事符号作为喻象造型的辅助并使之融合，从而使喻象造型的肌体更加丰满，意象意义更加丰富完美。可以说，由于把握了具象叙事符号的融入，喻象造型的叙事整体上才变得更加清晰。故此类具象叙事的融合，已成为杨梓史诗作品之整体象征意义的符号编码。此种现象，正是诗人与接受者之间存在的一类审美中介，如欣赏惯例、阅读符号等，读者必须调动自己的知识库存，才能破译史诗中之符号编码，从而体悟其历史精神与文化生命。

在此一方面，《蠕动的白蟒》作为喻象造型叙事性诗篇是毫无疑义的。“一条白色的巨蟒撞开兴庆府的城门/恰是太阳从黄河里一跃而起之时/黄中透红的阳光打在白蟒的身上又被弹到半空/碰洒一群鸽子的哨音/一直飘向天空的深处/向西蠕动的白蟒似乎与太阳同步/或者正是太阳一只独行的脚/天上没有一朵云彩　地上没有一株青草/荒凉的正月只因白蟒的穿越而稍有生气/春天的第三天指向贺兰山麓”。这里意味着党项人之精神在不断蜕变，意志力在不断衍变、深化。但这里仍有语焉不详的感觉，需要进一步弥合才能使人明白。那就是：党项人为什么是一条白色巨蟒？白蟒的境遇究竟如何？仅凭这个喻象符号叙事已不足以表达此种意义。而此喻象造型内含有的具象叙事符号，才是最能表达此种意义的符号。对白蟒蠕动前行的描绘，以及党项族人发出的各种混杂不清的声音，均显示了这一切。在微风中有铜鼓声，有马啸、牛哞、羊咩的声音，有孩子的啼哭声、女人的哀号和男人的悲咽，还有狼嗥、猿啸、鹤唳、乌啼夹杂其中。这一切都在预言党项族人忍耐着艰难与痛苦在前行。作为党项族人，他们使命重大，长年累月奔波在深山峡谷，倾听着这些如泣如诉中透出一种清厉寒气的声音。但他们毅力仍是坚定的，声音虽被山顶的积雪所覆盖，但在渐趋正午的阳光照耀下，反射出一片白皑皑的锋芒。离开兴庆府向西蠕动的白蟒，好像被阳光切成无数的碎片，刹那间这白蟒变成了密密麻麻的人群，他们正是党项族人。可见，历史中的党项族人，是在追寻家园之希望中奔波，为了家园，勇于冲破各部落势力的围困。白莽的双关，表明党项族人不可能把意义与物化分开。这首诗表现的是物的自主性，物是唯一的具体现实，连党项族的精神也是通过“蠕动的白蟒”表现出来的。这就是《蠕动的白蟒》表现的物化之现象，目的是反抗物化。无论诗人采用的是具象叙事还是喻象造型，都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实在、更直观的历史世界，让物的姿态以它们的存在去发挥作用，从而继续让人们感觉到党项族人的力量之存在，并形成巨大威势，此种威势的物化，折射在一条白蟒身上呈现出来。故被物化的威势与蠕动的白蟒，正是党项族人历史世界之维度。王国内斗压力是否缓解？也没有。其后的四套马车上站满了各种神灵——太阳女神、月亮神、火神、山神、水神等，正欲腾飞；其后的马车上高耸着一座金光闪闪的棺椁，渐渐成为大地上西移的另一个太阳，车上载着八个仰面而躺的女孩，她们身上只盖着一层轻纱，八朵一经触摸便立刻融化的雪；党项族人为追寻家园付出了艰辛的代价，在如此艰难的困境中也很无奈，萦绕在他们心中的依然是家园的明天、族人的安定生活。在追寻家园的过程中，各种神灵均出来为其助威。“大地神另于勒体现着天帝普寞的每一种变化/贺兰山一样的山神玄灵比身披绿阴/黄河一般的水神花处临溅起浪花”。似乎这一切，最终成为八朵融化的雪花，成为党项部落人的精神意象。

马车的后面还有一百零八位僧侣，均是步态蹒跚的白发老人，他们在大声诵经；一百零八个女孩端着盛酒的髑髅，她们在轻声唱着逝者生前最爱听的歌曲……七百八十人的鼓乐演奏，惊天动地，最后是哭泣的八千八百八十人，拖着几个磨破衣服的孩子，他们是逝者的子孙，用所有的力气拖住前行的白蟒。在党项部落里，白蟒似乎也遭受到了一种压力，命运也显得凄惨，但白蟒并没有成为党项人的负担，也没有成为党项人的障碍。于是，白蟒一直走到贺兰山下，太阳落山葬礼进行之时，盲女巫与没藏讹勒举行了一番神秘的仪式之后，所有送葬者五体投地，拔地而起的鼓乐震耳欲聋，撕心裂肺的恸哭使降临的黑夜阴森恐怖。其实，白蟒正是党项部落之引领者，引领众生来参加嵬名元昊之葬礼。蠕动的白蟒在阴森恐怖的黑夜与众人的恸哭声中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它给党项人带来的已经不是痛失亲人的真正悲哀，而是摆脱因“白蟒蠕动”而造成的困境与重负的实际上的轻松。最能体现此一点的是，“在一野神秘的漆黑之中/逝者像一粒种子被埋进大地深处”。此表达的是：过去的都让过去吧。党项族人会永远在此生根，对未来充满无限的祈望。尽管贺兰山麓一夜之间隆起了三百六十五座王陵，人们也不知道元昊葬在哪里，但他们丝毫没有放弃走向未来的决心，甚至可以说还加速了历史的进程。所以，蠕动的白蟒不是悲剧，是历史的也是伦理的，是历史异化与伦理异化之双重产物。这个双重产物的意义是多重性的，而多重性意味着不确定，但确定的是党项人所追寻的客体：白蟒。它似乎是具体的实在之物，它就屹立在贺兰山上，但党项人永远不能接近它。

作为追寻的客体、目的，它被搁置了，因此史诗之意义域变得不自明了。史诗叙事的某种荒诞性在根本上正因为追寻客体的不自明，白蟒在史诗中肯定有象征意义，但杨梓的深刻处正在这里，他悬搁了意义，或者说史诗中的意义呈现被无限期地延宕下去，这恰恰类似于胡塞尔所说的现象学意义上的加括号。白蟒的真相被一个括号括上了，这个括号给白蟒带来了无形之屏障，党项碰到的只是屏障本身，而白蟒象征的意义最终不可企及。因此，党项人的追寻注定是一种失败的追寻。他们越是努力，距离自己的目的就越是遥远。在这个意义上，白蟒之于《西夏史诗》，可以说是对经典的追寻模式的一种戏仿，在本质上是反追寻模式的，而对一种史诗类型真正具有颠覆力量的正是对它的滑稽模仿。经过诗人如此一番精心叙述，《蠕动的白蟒》作为一首象征性符号叙事诗章，其喻象叙事架构含纳的具象写实精神，把党项部落族人的异化力量进行了刨根见底的揭示。喻象造型叙事使整个作品超越了对个别性的表达，而上升到含纳整个历史世界精神的高度，甚至含纳整个人类历史精神的高度。具象符号叙事之融合，让历史世界变得真实而令人深信，为历史世界的某种异化现象提供了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蠕动的白蟒》的具象符号叙事融合是强有力的，它使喻象叙事充满了审美活力，成为一种更加催化人心的隐喻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