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关切与历史终结

杨梓的诗歌创作历来重视意味造型创造，他比较广泛地受到过西方象征主义诗人之影响，故在诗歌创作中历来比较重视意味造型。在《西夏史诗》中，由于诗人是在历史深处进行审美体验，所以其意味造型机能始终全力支撑着史诗的美学架构。前举盲女巫、白骁马造型，即是突出之一例。诗中“高原的风”“追寻家园的苦难苍凉和悲壮”，以及伤口、白雪、迁徙的歌、血色的荣光、被鹰“驮向不落的太阳的旗帜”等意象，皆系意味造型机能。其中“不落的太阳的旗帜”，喻示着党项人对物质与精神家园之追寻与热爱，对美好未来世界充满憧憬。人物造型的精神境界与勇往直前的不断追寻，通过其造型创造得到了简洁、明晰、丰富、厚重之表现。《永远的昭示》一诗，别开生面，别具风格；《太阳根》《蓬勃向上的山脉》等诗，均以对古老历史文明的呼唤、对古老历史文化的颂赞为其旨要；在《修行榆林窟》《与雪同在》中，用意味造型机能创造着崭新的审美天地。杨梓的这部史诗富于哲学意蕴，从诗中可以体验宇宙人生。诗人的一些意向组合、叠合、重合，读来实在令人感佩。诗之幽深意味之美，皆蕴藏在一些意象与造型之中。杨梓曾在多种场合讲过诗是不能说明的，“诗的本质是简约、节奏、意境等”，“诗性语言是物象内心化、感觉具象化了的语言，是情思与具象融合的语言”（《骊歌十二行·代序》）。杨梓的《西夏史诗》是一个启迪人寻根溯源、认识历史的潜在性和趋向性的审美世界，具有一种远大无限的审美意味功能。史诗之世界无论是处在现实世界之窗口，还是处在历史世界之深处，皆以其鲜明的意味造型创造，揭示了人的内在生命世界之奥秘。所以诗人所谓“诗的本质是简约、节奏、意境”“物象内心化、感觉具象化”“情思与具象融合”等观念，皆是指诗之意味、诗之造型、诗之呈现等。《盲女巫与白骁马》已经不是在描绘一个实在之部落半人半神的人物，诗人是在写盲女巫此时此刻内心的一种尴尬感，即由盲女巫所折射出的人之个体性被历史所抛弃之认知，或者说被抛弃感。

《西夏史诗》是对西夏历史之凭吊或审美歌吟，多取类型化历史写实精神予以呈现，目的是为了表达意味造型创造所蕴含之喻义。《女栅》以一幅岩画上男孩布云与女孩的恋爱为诗之架构，意味深长地表达了诗人对爱情之美、文化之蕴、生命之力之吟诵。故诗中之十六的月亮在泾河上洒下的那一片岩画，已非石壁上实有之岩画，它是对人之诱惑；诗中之烧制的彩色陶罐已非实有之陶罐，它是存在于人的精神中之一种文化符号；诗中沁人肺腑之花瓣、随风摇曳的青草、布云与女孩仿佛在跳连臂舞、模仿比翼鸟之飞翔等，亦非实有之历史事象，而是党项人在特定境遇中的一种灵魂表述。党项人在追寻家园的历史循环中，希望与困境伴随始终，历史时代之动荡与灵魂之升降便衍生出深重而沉滞、美好而自由的人本意识，即党项人为追寻家园之独立、前途命运而焦虑，为寻求物质与精神而奔走。杨梓深切地感受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之深刻含义，在历史社会中，党项各个部落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均需要一种互相尊重、相互协同、相互信任之表现，诗人要对人进行倾心探求，表达对人的灵魂关切。杨梓对人倾注着全身心之情感，既是对推动历史世界前行之透现，又是对现实世界感受之重新审知，借此挖掘人原本存在之美、善，表达出人心向善之人文思想，同时又是对人类理性与情感之探究，重塑独异于其他人之形象。《女栅》就很好地体现了人本诗学的这一侧面。杨梓多是带着历史的个体心理体验与审美镜像走进《西夏史诗》的。“你背靠陵塔席地而坐/豪饮着无情的西风和大雪/还有烈性的马啸”（《序诗·黄河之曲》）。此种人间豪情之背后，实际蕴含着诗人沉重的历史思考。我想：民族历史之所以会对诗人有特殊的吸引力，可能与诗人采取的那种特殊的意味造型手法有关。意味造型的独特音律也使诗人感到莫大的兴味。此部史诗之意象营构十分奇特，其蕴含之美让人流连忘返，其中之意象既是一种意味造型，也是一种喻义暗示。他的抒情章节往往采用低回、婉曲、悠长之音律来隐隐约约地表达自己的意绪。他叙述西夏历史，即站在时代之最尖端鸟瞰人类，特别是看西夏人是如何走过来又如何应对人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最终如何立志追寻自己的家园。在艺术表达方面，诗人采用意象之重叠交融，在一个母意象之下根据具象之辐射效应选择子意象，在一个子意象上又映照着另一个或多个子意象，使子意象之间互相渗透，成为一个新的意象群，使意象在互相“对话”的同时，仍保持着各自之独特功能性。此方式颇类似于西方立体主义绘画中之图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相互重叠。此即意象映照下史诗的意味造型。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80年代各种文化艺术思潮之洗礼，进入90年代后，本土传统文化艺术逐渐回归，古典语文之神韵在语义层面上被杨梓赋予了深刻而有无限力量之认知与创造，成为诗中意味造型之手段与喻义符号，其人文意义被转换成美学价值。在时代之赋予下，诗人环顾生命之荒原，久久伫立在王国之废墟前，决意要在贺兰山之心脏重现党项之家园。于是20世纪末，历史文化史诗《西夏》上卷出版。“你成为一朵朵含苞待放的雪/随着一个旷远空廖的声音/一曲倾诉不尽的羌笛之乐/在贺兰山脉环绕轻翔/黄河上下高亢低回/天上地下漫游流徙”（《序诗·黄河之曲》）。史诗中的意味造型手法娴熟，意味性喻义丰富多元，审美寓意深邃悠远。对西夏历史的深入揭橥，对历史话语的直接介入，已使史诗成为历史生活之一种感应神经。史诗之创造，给人们带来的是一种广阔辽远、幽深神秘的美感认定，表明不论使用何种艺术方式、选择何种题材的诗人，均能以综合性的审美手段打造自己的精美造型。从最初“似梦非梦的幻境”，到看见“这里有一个优秀的民族”和“一座辉煌神秘的王国”，诗人一直处于历史语境中，从梦幻、彷徨到清醒、沉醉、激荡、燃烧，诗人以其诚挚、热烈、激昂、深厚之历史诗章，加入了历史与文化的美学大合唱，经历了一场审美心路历程。摆在读者面前的此部史诗，显得那么凝重厚重，直接抒发了诗人对西夏历史的思索，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刻骨铭心之热爱。西夏人为追寻家园，对自己心灵之摧残令诗人心碎如焚，诗人那颤抖的手掌在抚摸着西夏残存之废墟：“谁俯视着他们的每一次迁徙/冬眠的牧草于积雪深处睁开双眼/浮冰撞碎摩崖的巨响震碎落日/谁看见漫天乌云裂开一道道光芒的伤口/一群野马天崩地倾地驰过山谷/刚强有力的马蹄击打着家园的方向/谁把天空的巨手指向南方/大地被阵阵狂风卷起又重重抛下/远去的冬日长出一片诱惑的色彩/猎牧的民族开始迁徙/告别可可西里/你苦难的历程从此开始”（《永远的昭示》）。这里充满深情的抒写，强烈地表达了诗人内心之震颤，他感受到了西夏人即将开始的那场苦难之旅。“这是怎样的一次迁徙啊/一次迁徙便是一万次生命的追寻/不管哪个方向萌芽的芳草都是同一种信念”。西夏人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所以为了“同一种信念”，哪怕“是跨越生命的生命”，也要寻找到“丰美的家园”（《逐水草而居》）。杨梓的这些具象中有抽象、抽象中有具象的艺术创造皆属于意味造型系统。总之，杨梓的意味造型创造以类型化方式得以呈现，以此构建了他诗歌美学的多重景观。

另一种诗歌美学景观，就是史诗创作过程中的一些特定章节之特征展现。在此类章节中，具象、喻象共时存在，类型化呈现与意味造型之营构融会贯通，此两方面之有机融合形成了史诗之特色：既不同于具象创造，也不同于喻象创造，而是二者兼而有之。故对此类章节作品，我们很难分类。说是具象，喻象元素也很多；说是喻象，具象元素也不少。此种创作景观，表明《西夏史诗》造型之多重性与灵活性均被诗人发挥到极致。一部长达13500多行的《西夏史诗》，浓烈地体现了杨梓诗歌意味造型的多种方式与多样手法，必定有诗人艰难的探索与融合精神。在《神啊　请你君临》中，其审美空间相当广大深远。此诗采用剧诗之特性——领唱、合唱之方式，围绕党项人为了熬过“最残酷的七月”而深情祈祷神助力之故事，展开了人与神之对话，并由此对话产生了追寻家园之精神内在动力。现实世界为党项人以及“羊奶果子里长大的英雄们/牦牛狼群里长大的一个个家族”和“西羌吐蕃吐谷浑女人里长大的一座座部落”，一起向各种神祈祷赐给他们食物，集中揭示了党项各部落族人思想观念与现实之冲突。人们幻想着有“猛烈的阳光为箭镞涂上一片金黄”，曾经的陷阱也潜伏着芳香，曾经的力量也浸透了各种刀具；一头挟风而来的虎，被拉杰术名一棍砸出“喷薄的朝霞”，“雪陷进雪中/党项仿佛从雪中升起”，人们看到了未来之希望，各类美好、善良之造型跃然纸上。此类描写，实际均是党项各部落族人幻想的现实世界之存在，是诗人借助幻想所建构的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中的审美对象。故在此首诗中，历史生活之写实与幻象梦境之捕捉、历史生活与理想追求构成了一个双重的审美世界。它有历史世界写实之一面，此种实有复现了历史世界之事象。领唱者与合唱者对党项人追寻家园之呼唤，以及对所处困境之倾诉，对神之崇拜与祈祷，正是以抽象中之具象方式体现的。同时，它又是意味造型之创造，通过党项人之领唱者与合唱者的故事，与幻想神之故事，暗示了党项人从诞生起直至未来的某一天皆是善良、仁慈、坚毅的。党项人之间应该“依偎着一丝淡淡的希望互相取暖”，“每一个部落的子民”都要祈祷神原谅他们的过失，赐火种给他们，“并且一代一代不熄地传递”下去。部落酋长象征着传统的、原始的宽大仁爱，党项子孙后代象征着未来的更高意义上之真善。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个体有时显得很无奈，没有生存之食物，没有生存之空间，只要肉体存在，就要强打精神进行生死搏斗，历史传说的肉体虽灭，但精神永远不死，表示着现实困境之逼迫不能彻底泯灭人对真善以及生存家园之追求。这使《神啊　请你君临》体现和暗示双重审美意义，既充分揭示了历史社会中人的生存困境，也深入地探索了人类历史的艰难、衍变与发展。

此一倾向，在杨梓的《西夏史诗》中始终在延续与强化，显示出奇异独特之色彩。历史内容与线索时隐时现，它完全埋藏在艺术的审美殿堂四壁。作品中除人与历史以外，有对野生动物的捕捉与保护，有虎、狼、狮、豹辗转迁徙求生存之垂死争斗，有大鸟、大雁、大鹰临危不惧之受难和痛苦之精神求索，有部落族人之间的冲突与合作，有浴血苦战的历史叙述，有爱情婚姻之甜蜜与苦涩之体味……对这样一部作品，作某种单一之评价已无可能。它很像一部西域地理文学作品，江河湖海之呈示演绎从始至终占有重要篇章；它又像一部描绘各种动物、植物的文学作品，动物、植物之间的“对话”性场景在各个章节中都有比较充分的描述；它又像一幅世俗历史生活图画，不同的部落带着不同的性格特性，在此作品中也有丰富的描写与刻画。其实，它已是一部关于民族历史文化的诗歌艺术群芳圃，有实在的历史描述，有历史所激起的天光地色之叙述，借此建构了虚实相生之诗歌艺术整体。故史诗之造型创造方式仍是类型化呈现与意味造型，它创造了民族历史文化独特的审美境界。诗人描绘民族历史时，没有放弃对历史社会的关注与批判，在追求史诗艺术丰赡之同时，审美特质是诗人考虑的重点。在《祭天》中，部落酋长董拉面对喷涌着漆黑的怒火，急切地催促孩子们尽快离开，此描写体现的就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逃逸之思想；“山里的每一块白石里都有一个可爱的婴儿/她与荒山野艾喁喁对语”，党项人内心世界神奇奥妙的毅力开始涌动起来，开始重新寻思走向更远的世界；董拉面对西天长跪，颤动的双唇郎朗祈祷，体现的是党项人完全在梦境与潜意识里畅游，审视着世界冷暖的主题；玛雪的梦长出双翅，董拉的目光流出一丝丝血红的忧伤，表达的是党项首领对他们的生存与追寻家园的沉沉担忧，提出了西夏历史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同时，史诗又充满寓意性，不仅是在描写各个部落的生存困境与追寻家园之艰难，而且通过史诗作品中对某些具象事件与人物和动物命运之叙述，暗示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人类历史在不断前行之同时，人类自己也在毁灭自己。人类对动物的使用，是在割断自己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而人类滋生出的一些欲望，正是人类戕害自身之写照。特别是西夏立国造成西域部落民族之间互相残杀之悲剧形象地注解了人类的悲剧正是人类自身之贪婪欲望造成之结果。苍狼燃烧着复仇的目光，一步一片灰烬地逼向原羊，穿着羊皮骑着野马握着弓箭的饿鬼们向董拉吼道“你当年从我的手心逃掉/我没有吃上你儿子的肉而痛苦万分”，这绝不只是个体生命意义之沦丧，而是对整个人类弱肉强食之掠夺。史诗之劝谕性是：人类啊人类，西夏之路就在你的面前，是沿着继续行走，还是绕道过去全凭自身。我们可以从《西夏史诗》中感受到一种传统的力量，以及史诗影响人们朝着黑格尔和马克思预言的“历史的终结”方向发展的事实。人认知社会及选择生存方式的理性成长与人的身心成长、经验积累及无法逆转的灾难教训，在《西夏史诗》中都有着象征、隐喻和类比关系。具象创造与喻象营构，直接表达的意义与间接暗示的意义，使史诗具有一种独特的审美价值：使人神思邈远，思考人对自身的、对自然的、对宇宙的终极认知态度。具象描写不可或缺，有其自身的造型价值，也是对意味造型意义之一种有形呈示；喻象之手法也不能舍弃，它提升与凝聚了历史世界中实有之价值，能让作品超越有限事象之羁绊，把人推向一种灵魂深邃之拷问。对杨梓《西夏史诗》之审美价值建构来说，它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证明其史诗造型已经超越人们对具象或喻象之单一认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