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之渴求与审美形态

20世纪末，人的精神饥渴与本我缺失之程度，随着社会物质的不断发展而增加着。一旦“异化”的概念为生命所灌注，人自身之生存就会引发疑问，人们希望生存本身充满意义，人应该生活在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中。越是接近世纪末，人们越是感到来自物质的威胁，尽管此种威胁尚有压抑与渴求之分。人们徘徊于电子科技与人文科学之间，人们的思维活动及言行愈加受到媒体关于“物欲”宣传之影响，并产生人际上新的陌生感与隔膜感，一些人变本加厉地崇尚“不劳而获”之社会现象，这只是由一种具体的文化现象与行为勾画出的令智者毛骨悚然的社会风景。人似乎真要滑落到由人自身精心设置的玩偶陷阱里去。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将自觉的意识分为六个阶段，即意识、自我意识、理性、伦理精神、宗教、绝对知识，是一个由初级阶段向最高阶段发展的过程。黑格尔对意识向绝对知识的全部发展的阐述均建构在自我意识异化为对象和扬弃对象，即扬弃异化之辩证运动上。毫无疑问，异化即戴上了“锁链”的现代主义哲学理念，在人与物的本质上感受到了人的对象化正在慢慢湮没人的原创力与天智的自由发挥，同时又因为这一对象化的根本内涵与具象设置的诸种迷宫与怪圈，人对自身之拯救潦倒在对象化的阴影之中，陷落在方向莫辨之迷宫与怪圈里，沉沉地喘息和呻吟。于是，痛苦、忧郁、迷惘乃至愤懑，人格、精神分裂便悄悄地迅速蔓延。面对此一社会精神创伤，杨梓加倍思索，这便使杨梓在求生存的“审美欲望”中寻求自我精神与自尊。在哲学观念与审美形态里，更加感知自我之外世界之迷离、可怖甚至荒谬，本我之寻求就成为杨梓需要尽快解决的一个问题。人的永恒之渴求，成为杨梓的终极目的与终极意义。作为一种宏大的史诗叙述风格，其技法与中心意义均是一种堪称完美的审美结构。作为反映古老民族历史文化的一部史诗，杨梓力求摆脱与反抗以往的艺术表现形态之束缚，很快将新型的自身的审美表现形态奉为圭臬，不断创新、不断转换，这是杨梓不断追索的价值理想。对历史文化的特质、属性的表现无疑有着多样性，有着发生发展的多层次性。极度的个性自由应该是杨梓梦寐以求的终极境界，不管一定的物质与精神怎样加以限定与制约，个性自由都成为本来的想法和欲念。只是人类在极度聪慧时也无法超越自身，倘若崇尚自我、不断创立新的独特的诗歌美学是杨梓意欲企及之境界，那么在主体精神与历史认知的客观现实之间有一段根本不能超越而又永恒存在着的距离，这就是精神与物质的距离。在这一命题之下，历史文化、史诗架构均要深度融合自我、个性自由——这是主体精神需求之建构。这样，不管是自知还是未知，在史诗作品昭然若揭之下仍能全力启动、无畏前行，追索个体精神的充分与主体精神之不受局限，这之于人自身无论如何都是壮烈乃至惨烈之举。

通过《西夏史诗》的宏大诗歌美学建构，杨梓试图重建人的精神，乐观的瞻望庶几透视着其“生命意志”论的学说——尽管他建构的是人的精神与历史世界的协调。需要解释的是，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论还包括对食物等索取的低层次需要，此处所取之意乃精神与物质对应中其主动甚至绝对的一面。与物质相对的精神因素本身并不包括对物质的需求。（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我们说，人只要不失去对非功利性对象之渴求，就不会退回到狭隘的史前意识中。只有此种渴望，才能使人本精神保持它在宇宙中之特殊地位。杨梓知道，人在宇宙中，尤其是在他自己的内心深处与自由想象力构成的奇妙迷人之场景中永远是个猜谜者。宏大和神秘的历史文化是展现个人与社会的心理世界的，在此一基本原则的指导之下，我们多少可以更清楚地把握和理解史诗意象的隐喻功能。杨梓所贯穿在《西夏史诗》中的地域文化历史意识与现代文化意识，其精髓——对精神之永恒渴求是一脉相承的。这样，《西夏史诗》所折射的文化现象，它的存在、影响或流传也就都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了，它生命本根之绝对性使其可以“历时越久，越是变得年轻、漂亮”，“你越是把它再三诵读，你就越是能够深入它的机体里去，抓住新的、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特征，发现新的美点，对这些美点更加欣赏起来。这种理解和欣赏的进展是没有限度，没有界线的：这进展可以延长到无边无际”（《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第195-196页、第194页）。别林斯基的这一说法或许可以证明，杨梓精心营构的《西夏史诗》曾经存在和未来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