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诗与思的对话
杨梓开始诗歌创作，就毫无例外地带有对现代性的相应追索之痕迹，此种追索是自觉的也是其自认的；此种追索一直保持至《西夏史诗》之问世及后来的一系列创作中。杨梓的诗是以意味造型为主要特征的作品。意味造型表征的仅仅是认识现实世界的一种手段，要达此目的，则必须通过艺术直觉之暗示，这样能比较接近再现性特征。此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运思方式——直觉不无关系。实际在现代意义上，激发灵感，突发才智，更能开掘、认识现实世界与自然诸种事物、现象之本质，此乃理性精神达到极致使然。《西夏史诗》中的意味造型受现代性艺术哲学观念之总体影响，往往显现着人的极为隐秘的内心活动，在瞬间之情感表达中透现个体的主观感受，时时透现出创作主体之宏阔与旷达，总体显示的是雄浑、玄远的超然境界。
在《序诗·黄河之曲》中诗人这样写道：“你是谁/你还剩下什么/你的手是一支滴血的笔/你的心是一卷铺开的纸/你的灵魂是一坛启封的酒/只为一个古老而遥远的梦/你挥别卜居的沉睡的漫天星斗/穿过广阔无垠的皑皑雪野……你背靠陵塔席地而坐/豪饮着无情的西风和大雪/还有烈性的马啸”。在这段叙述中，诗人深情地表达了为创作《西夏史诗》“寻找原型”时的内心活动。诗人当时单枪匹马，远离喧豗，独自沉思，偶尔也有孤寂郁闷之情。他以《西夏史诗》之宏大建构，放纵自己，决心以诗之审美形式重塑西部民族形象。“这里有一个优秀的民族/一座辉煌神秘的王国/一位来自天境而轻歌曼舞的诗神/夜色的巨岩徐徐下沉/从舒缓到急切再趋平静/大雪的翅膀自由飞舞/浪迹天涯的诗歌敲响宗教之门/西风 步步生花的西风/带着天的原气和地的影子/奏响绝唱千古的黄河之曲/在有我与无我之间/你飞过灯红酒绿的琼楼玉宇/黄土高原耸立着蒸土筑城的号声/你游过旌旗猎猎的水中之都/萧关内外遍布着九个太阳的头骨”（《序诗·黄河之曲》）。这里，世界（民族）成为图像与人的存在之主体的一个过程，是相互交叉的，对世界的征服越是深入广泛，客体之显现越是客观，则主体也越被突显出来。只有人成为主体之后，才有了什么是人与世界这样一个问题，“这里有一个优秀的民族……在有我与无我之间，你飞过灯红酒绿的琼楼玉宇”。这些对人与世界的思考，是立足于人类中心的对人的本质的追寻，追寻就意味着本质已经丧失了，因为丧失才会有追寻，这种追寻把世界之学说变成了人类的学说，正是有了这样的追寻，才有了人本主义的诗思。诗人营构的是意味造型，这是诗人之审美品质使然。
杨梓这一代诗人阅读了如波德莱尔、庞德、艾略特、帕斯、聂鲁达等人的大量诗作，外在影响与内在审美表达上的需求是完整统一的。诗人将自己所选择的诗歌模态、风格在《西夏史诗》中表现，一个个叠加繁复、情感复杂多变的意象，使人突然间就像踏进了艺术的迷宫，令人眼花缭乱。诗人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寻求一种理想，这就是诗歌艺术的神圣之梦。诗歌艺术必须穿越那现实的厚重外壳，必须将那还没有进入现实的非存在者、不在场者带上前来，因而诗歌艺术必须切入那在场与不在场、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神秘，看一看万物究竟如何在其中成为本质，这是民族史诗才能承担的任务。非现实的绝不是虚幻之物，而是曾在之现实或将在之现实，融入曾在、现在、将在的时间之流中并在其中洞达那永不停息的涌动者——自然，这就是民族史诗之任务，也乃诗之最终意义。那非片面的、无限的相互归属之整体就是自然，那种无限关系的闪现就是美。这种无限关系，这种作为中心的无限关系，就是诗意的本来含义。唯当诗揭示了此种诗意，并将此种诗意表现出来时，诗才成其为诗。
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这时诗才实现了它的本质，从而成为诗中之诗；而这样的诗人，就是诗人中的诗人。别林斯基说过：“敏锐的诗意感觉，对美文学印象的强大的感受力——这才应该是从事批评的首要条件，通过这些，才能够一眼就分清虚假的灵感和真正的灵感，雕琢的堆砌和真实感情的流露，墨守成规的形式之作和充满美学生命的结实之作，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强大的才智，渊博的学问，高度的教养才具有意义和重要性。”（《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第224页）否则，作为读者，你即使博古通今，熟知诗学法则，也会闹出“错过大象，却把甲虫当作宝贝”的笑话来。其原因就在于，“在美文学方面，只有当理智和感情完全融洽一致的时候，判断才可能是正确的”（《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第224页）。可见，欲要读懂并深入阐释一部像《西夏史诗》这样宏大的作品，就不仅需要具备敏锐的审美感受力，而且“必须与时代并驾齐驱，成为当代知识的占有者”（《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第17-18页）。如果你只是抱着一种像阅读一部通俗作品一样的心态去阅读宏大深邃的历史文化史诗作品，那就像列夫·托尔斯泰所指出的那样，“他扶着犁在后边走，用的却是舞蹈的步法，致使犁沟七扭八歪”（《赫拉普钦科文学论文集》，第105页）。所以，按照别林斯基和托尔斯泰的要求，作为一个接受者——阐释者，要把审美的接受与历史的接受有机地融合起来，将表象方式转变为运思经验，也就是将诗转变为思，所以这样一种对诗的阐释当然不是文学或者美学的，而是从思的经验而来的。所以我认为，与其说有一场思与诗之间的对话，不如说是诗在聆听着思之道说，仅仅靠诗是不足以创建那被遗忘之“存在”的。关键在于接受者、阐释者要具有与诗人同样的审美心理状态，具有时代与民族的使命感和对史诗之钟情。这样，才能敏锐地感受到时代与历史的脉搏，准确地把握和洞察历史世界与艺术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