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性与可触性

上文说过，类型化造型主要作为一种呈现方式而体现，而意味造型主要体现为一种造型手段，这样才使得《西夏史诗》造型之天地阔大辽远，双向河流终归合一。但是，此种情况并不意味着只出现一种单一之审美格局，也就是说，只要诗人选定了类型化（写实）的艺术呈现方式，他就只能创造出具象性的作品；一个作品只要被判定是写实性的，它就绝不会含有喻象之因素。相反，只要诗人按照意味（抽象）造型模态去创作，他就只能创造喻象性作品，在此作品里，只有喻象之架构，与写实不会沾边。从类型化造型体现方式与意味造型创造二者融合来看，《西夏史诗》之创造已经否定了上述单一审美格局之假设，就是因为以类型化造型呈现方式与意味造型创造方式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而造就了一个更为精彩、更为丰富的审美世界。在中国诗歌艺术史上，《西夏史诗》乃新型创造之典范。因此，我认为，审美对象之创造虽然有着模糊式之区分与对立，但此种区分与对立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就断绝了一切联系而不存在必要之融合，为了表达某种更大的创作意图或更充实的思想价值，在类型化造型呈现方式与意味造型创造方式之间常常存在着不同程度、不同格局之借鉴、吸收、融会，此乃杨梓诗歌美学中造型创造的一条宽广途径。诗歌艺术造型之创造，本就是多重性的。正是在它的多重性中，杨梓的诗歌美学才走向不断丰富与不断衍变上升之路径。

对朦胧诗艺术思潮之兴起与发展，杨梓持有冷静、思考、反省的态度。杨梓是一位抽象、细腻的抒情主义诗人，他不仅强调诗与人生之关系，而且强调诗思与诗人之“眼光”的相应性。“选材，就是要对某个景物或某件事情之后所隐藏的诗意有所感触，甚至要看见。比如雕刻家面对一块石头，他首先要从石头里看出一匹马，看出马或静立或奔驰的姿态，他才能进行雕刻，去掉石头上非马的东西，从而雕出一匹栩栩如生的马。反之，如果从一块石头里没有看出一匹马，而硬要雕刻一匹马，雕到最后可能就不是马了，或者不是一匹完整的马。所以选取什么样素材，考验的是诗人的眼光。一般来讲写什么，就是写熟悉的生活、想象的世界、向往的地方。”（杨梓：《诗歌创作漫谈》，《朔方》2016年第5期）因此，杨梓直言不讳地批评一些诗人“小气有余而深厚不足”，他说“随便翻开一本诗歌刊物几乎都是一副江南才子相，连北方的诗人也婉约得要命，似乎由于缺钙而得上了软骨病或者骨质疏松症”（杨梓：《宁夏青年诗人创作漫评》，《朔方》2002年第7期）。他指出一些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个别诗人在创作上出现自我重复的现象，缺乏突破和创新”之原因，可能是由于地域偏远，遮蔽了诗人之视野。那么，究竟如何走出狭窄天地呢？他认为：“关键在于要坚守诗歌这块净土，必须打破自我封闭的格局；要坚持本土化，必须摆脱地域的束缚；要坚守民族化，必须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要坚守传统化，必须掌握现代诗歌创作手法。”诗人之观点非常明确，只有符合诗歌艺术品富有诗意之特点与富有诗意之条件的，才能使诗歌艺术“由原型词汇的单纯走向意象的丰富，由诗句的冗长走向人生意义的探求”（杨梓：《宁夏：六七十年代出生诗人的崛起》，《新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他认为不能任意抬高利己主义使之成为一种追逐，“真正痴心于诗歌的诗人只有永远地处于边缘状态，不断提高诗人的自觉创作意识，超越名利，彻底从心灵上脱贫，方有写出好诗的可能”（《宁夏青年诗人创作漫评》）。他认为对一些青年诗人表现出从一开始的激情性诗歌创作逐渐走向沉思稳定的创作倾向，之后才“日益显示出沉静、淡泊、向内的潜质”（《宁夏：六七十年代出生诗人的崛起》）。杨梓对诗歌创作一贯倡导并提出新的创作思想。他认为，中国诗历来有一个抒情传统，诗人就是“以日常生活为内容，通过个人瞬间的经验来表现普遍的象征意义，即‘具体的共相’，是将日常生活诗意化、神圣化，具有形象性、音乐性、多义性、抒情性、朦胧性、象征性等特点”（杨梓：《汉诗：世界诗歌的中心》，《骊歌十二行·代序》）。从杨梓对诗歌创作的这些理念足以看出他对意味造型创造方式之重视。即使他批评某些诗人之缺点，也是指出他们创作中的造型意味不浓，倡导诗人要创造出意味浓烈的造型来，其造型当有一种可触摸性。所以，《西夏史诗》里的自然景物、人物活动、各种具体的历史事象之描绘，均不是可以感知的造型的外在形式而已，其作品的美学担当均在于它们浓烈的意味造型创造。当诗人确定了“诗的创作，是对原始意象的激活”时，立即就觉得“一个生命的诞生让人欢喜”，诗人感到此种富有意味性的意象具有一种奇特之色彩，它可以根据语境之不同，随时让人物一会儿兴奋，一会儿忧郁，一会儿发出预言似的梦呓，有时模糊、有时清晰。所有这一切，皆是用一些奇特的、跳跃的意象性丰富的词语为诗之造型创造透射出一种特别的节奏或声响来。故杨梓说：“我想用党项人的眼光凝视太阳，喊出一个蕴涵生命的字。那个字可能是赶羊出栏，可能是与神对话，或者那个字本身就是一个恋人。我想如婴儿一样啼哭，寻回那种纤尘不染的感觉，让我投身于汹涌潮湃的大海而听到雪落红炉的声音。我想在祖辈的一声吆喝中耕耘大地，从一粒麦种看见一万对饱满的乳房，看见一个民族的脊梁。”（《寻找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