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之本源与诗性言说

杨梓《西夏史诗》的创作，受到多种艺术营养之滋润，他的史诗显现出写实性与抽象性，特别是审美心理因素与艺术技巧不断渗入。审美需要与诗歌的整体造型需要、审美尺度与理智尺度、艺术技巧与诗歌品质在诗歌创作中越来越趋向融合，增强了诗歌创作中审美因素的作用。《西夏史诗》的意味造型由现实摄取到艺术提炼之转化、推移，以及由史诗创作到阅读者接受之反馈、回流，不断拓宽审美通道，提高审美能力，推动人类沿着美的历程走向那越来越绚丽多彩的美的世界。此一特性，乃诗人长期修炼与蓄积之产物。而杨梓无论采用具象还是喻象，其审美中轴不会移动，史诗仍呈现出更多西域的自然色调。这是诗人长期根植于现实世界，对充满神奇的西域大地产生的历史事象不断采撷之结果。杨梓属于抽象写实主义诗人，他的《西夏史诗》为他赢得了声誉。当我们阐释这部现代史诗时，不能不提及诗人将其归结为与“现实”相连的话语：“白日就是白色的可兰石吐出的白气/是白气上升变成的白色的鹤/是白鹤向上旋飞而燃成的太阳女神忽亘爰/白日就是白鹤留在大地上的白色的世界之卵/是从白卵中走出的太阳腿女子/是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人的白身黑头顶/白日就是白鹤化身于人间的董拉/是在白骨遍野的草甸上安家的党项始祖/是白光闪闪美轮美奂的阿妈”（《尚白》）。“该书（《圣立义海研究》）还记载了很多人物，其中有一位名叫罗都的阿爷，他不想做小事，只想着干大事……拓跋继迁一出生就有两颗牙齿，为了称帝，他在七个骑士的陪同下来临。似乎他们之间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这些神话传说在西夏文学里是弥足珍贵的，为党项族的来源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可以说是开创了西夏文学的先河……一个在党项人手中传递的石头，其含义可能是一首歌，一个神话，或者是一种祭祀仪式。”（杨梓：《试论西夏文学的特色》，《宁夏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所以，在抽象的写实主义杨梓笔下，直接体现与间接的意味造型创造方式，不仅是其史诗造型创造之两个方面，而且怎样融合此现实与抽象两种方式，即在史诗作品中什么语境下采用写实方式、什么语境下又采用抽象方式，已成为一个相当难以辨析的问题。杨梓带着古老西域民族之精神传统去摄取历史世界中之具体事象，或以史诗形式去阐释历史事象时，既完成了对历史世界之写实性抽象凝聚，又完成了抽象性的意味造型创造，由此建构了一个神秘的、光怪陆离的审美世界。那个不平凡的党项部落之来历，那块在党项族人手中传递的石头，皆沉重地诉说着王朝之兴衰，皆是传说中实在之蓝本。作为一种杨梓式的“审美呈现”，它很清晰地体现着古老西域民族之历史进程。史诗以诗人之居住地为底色，是与诗人之生活世界与历史体验有关的一种审美创造。在史诗中，诗人展示了古代西域乃至整个人类争取独立、争取自由、争取进步的社会历史变迁。史诗中体现着古老西域之飓风暴雪之描写，体现着党项各个部落争取自由独立、各自寻找家园、殊死搏斗的精神，体现着给古代部落生命带来极大破坏的连年迁徙，体现着由自然灾害而产生的民族生存困境与命运之悲剧，体现着古老西域民族的风俗习惯与人伦，体现着动物与人之间的冷暖和存在，等等。

《西夏史诗》这部作品，既不像传统的写实主义诗人（如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那样，按照真实的历史故事，再现历史世界，也不像法国的史诗作品《罗兰之歌》与普希金的诗体小说《欧根·奥涅金》那样，紧紧围绕着现实世界——人物造型——反映现实世界。杨梓与他们不同的是，在抽象般的历史棱镜中，清晰映照着古代西域部落生活之场景。甚至可以说，杨梓本人以其严谨的创作态度，使其史诗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种在抽象的镜像中透视民族历史的真实性。这正是用意味造型创造折射历史世界，用意味造型创造表达主体思想感情，这是《西夏史诗》审美形态的特性。我们通过阅读得知，为精心创作《西夏史诗》，诗人查阅研究了大量书籍，包括建筑、绘画、雕刻、占卜、治病，动植物种类、地形地貌、历史遗迹，以及与西夏有关的宋史、辽史、金史、元史，甚至到党项人曾经生活的地方考察，等等。比如大家习惯叫李元昊，可在史诗中称为嵬名元昊，是因为“他削去唐宋所赐的李赵姓氏/改祖辈的拓跋为嵬名自称吾祖已有六年”。此类详细而厚实之创作准备，对作品的情节、人物行动、历史细节等不无重要影响。阅读《西夏史诗》，仿佛目睹了西夏历史世界之产物，故诗人之创造的确是独特和新颖的，能感觉到诗人在创作前，脑海中一定储存了一大堆有关西夏的各种历史物象，然后在此基础上开始了自己的艺术梳理与审美创造，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将《西夏史诗》视为一部对人类历史进行隐喻或暗喻的作品。因为此部作品虽然是有关西夏历史世界的史诗书写，但在架构上只是选择历史世界本身的一系列颇有意味的审美链接，并将此链接组合、剪辑、融会贯通，此由诗人之体验来决定，心灵感受之节奏、浓淡、层次，构建了有着非凡意味的史诗篇章，使之成为历史世界之具体显现。因此这部史诗在其历史语境中隐匿着诗人之心理流程，也可视为诗人之心灵体验与心灵叙事。史诗始终围绕着两组词“家园”与“生命”在建构叙事主体自我之心灵体验层次。在《西夏史诗》中，一些极富美学色彩的意象被诗人直接摭拾，总体充满着象征色彩，自始至终写在各卷首的那扇神秘的大门一直处于“已经关闭”与“即将洞开”之状态，显然不是按照写实派方式创造的。它是一个艺术审美之虚像，此虚像并非为反映某地某个院子之神秘大门而设置，而是为西夏历史的整个家园而创造的意味造型。与其说它是家园世界的某个地方之大门，倒不如说它是历史世界的某种精神状态——从始至终“我”看见的是“飞进梦乡”。所以，那扇神秘的大门充满着党项人冲动之力，是他们的心理欲求与颟顸幻象状态的一种鲜明标志。来往穿梭于那扇神秘大门的各部落族人，可以通过各种充满惊异之眼神，观察剧烈动荡之世界，并且甘愿接受出现在眼前的一切，但沉重的部落特性使他们并不能驾驭、排遣自身世界之混乱，最终仍在颟顸强盛之民族根性之中消融自己的能量与生命。各部落族人经过数代繁衍而滞留在天下各地的子孙，则喻示着西夏人此种精神状态，以及他们的生命力与对未来的憧憬。虽说他们的“家园无处不在”，但“追寻家园的苦难苍凉和悲壮”，却在时时“吹响梦中惊醒的伤口/吹响天堂的一朵朵白雪”，诗人在《西夏史诗》的尾声中写道：“党项啊，我仿佛看见你/从黄河之源的天堂到青藏高原的子宫/从白高河岸的毛屋到陇山峡谷的来路……从塞上江南的佛塔到松潘草原的归途/从绿林深处的古冢到贺兰之巅的地狱”。在这里，“我”仿佛看见党项的“子宫、来路、归途、地狱”不停地飞进梦乡，而又从未飞出任何一个梦乡。只是“你把一个个梦乡串成一个大梦/多少年来　你创造着这个大梦”，超越万物，没有时空，“你”始终被这个大梦充实着，却没有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你只是你自己”而已。此即对西夏人精神的某种总结性之评价与提示。西夏这个存在于人类历史长河之中的一块礁石，与其说是物性之存在，不如说是流动的精神郁结，并成为接受者领略史诗作品更大更深寓意的一座审美“天桥”与审智过渡。神秘大门是意味造型之创造。此种意味造型创造与其具有的写实图景一起，共同分享着对宋、辽、西夏历史世界之拥有，意味造型在这里囊括着人类历史上之精神世界、类型化方式，呈现着西夏人的历史世界。精神世界与历史世界相交融，意味造型与历史写实相渗透，诗人借此把历史精神符号形神毕现于《西夏史诗》中，凝聚在神秘大门这一多重审美造型上。

在意味造型的色彩方面，《西夏史诗》以黑色或白色做寓意，预示现实处境与美好愿景之冲突。只要诗中出现黑影、影子、黑夜、黑色或紫黑色等意象，一种不祥之境遇就会随之降临；只要出现白色或以白命名之物象，如雪、月亮、月光等，那表达的就是再生之歌或灵魂的再次之舞。先帝驾崩，留下一摊黑红的凝血；夜泣的夏都变成一座死城，“无边无际的白色渗进黑色”，或许是黑夜过去而白昼来临。这是“多么美好的白色啊”，是“党项人崇尚的本色”，是“白色的石头上刻满了传说/白色的骨头里流淌着血脉……白色让白色以外的颜色净化为白色/白色让白色成为透明”，“一位白光闪闪的美轮美奂的阿妈/飘扬的旗帜覆盖了夏都”……诗人在为白沉醉、感动，也在对黑之不祥的推崇中感受历史精神之长存与永在。白与黑虽是价值与生命之两极，但二者只有一墙之隔，相互之转换，使接受主体感受到了“辉煌的沉醉”。以无限之黑来比照，推及有限生命之无限。杨梓在意味造型中始终显现着一种主体之心境，让阅读者的情绪也感染上一种有色彩的、比较持久的情绪状态。这是人类在宇宙和人类精神之间产生的主观态度与体验。诗人的此种个体情感自我延伸，已使自己走出狭小的地域表达，尽力增加抒情主体之自我精神文化含量。《西夏史诗》至此，已形成审美世界的多元格局。《西夏史诗》作为史诗作品，不同于历史生活，如果历史生活中之人与事相类同，文学就会显得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