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中生命的瞬间

杨梓在现代审美意识的强烈感召下，使民族历史文化的长篇史诗具有新奇、独特的社会反响；《西夏史诗》在传统审美意识与现代审美意识的融合方面，可谓独树一帜。前文说过，杨梓初登诗坛，其诗之意味造型便非常独特。之后的《西夏史诗》更是卓然独异，有着不拘一格、敢为人先的民族历史关怀，故《西夏史诗》以很具体的审美论、史境论、艺术论、哲学论等发轫之理趣彪炳诗坛。其形态、技法、神韵等手法之独创，已与当代现实世界之内里相勾连，与中国现代史诗如闻捷的《复仇的火焰》等抒写有明显不同或超越，特别是在文本模态、诗体格局、语像形态与造型类型上都有独具特色的新颖之处。关键是其现代审美意识在民族地域历史文化中的承继与融会贯通，创造了新的多元样态的审美意象与独特的审美形式——意味造型模态。这在审美原则、表现形态的精髓方面，与中国传统诗歌美学既相互贯通而又有新的超越，在致思途径及情感表现、审美意境的建构上均有独到之处。

我们的知觉、直观与较为深入分析的概念都是与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语词以及语言形式结合在一起的，要理解诗人史诗意象与历史事物之间的此种联结，我们也要使用一种新的审美意识。当我们领悟了《西夏史诗》之神韵时，总会有这样的感觉：似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艺术世界，一个有着它自己的理智结构的审美世界。这就像我们在异国他乡进行一次有重大发现的远征考掘，其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以一种崭新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所以，在《西夏史诗》里仅就意味造型来说，其在诗人那里发生、传布就使我们感到非常奇异、独特，对地域民族历史文化之开掘和艺术的表达，既偏重于传情达意，又偏重于突出语言自身。前者给人以“得意忘言”之感，此属于实用语言；后者则给人以“得言忘意”之觉，在实用语言交流中的那种语言自身之特性与魅力在史诗之语言中赫然在目。换言之，实用语言与史诗之语言之根本区别就在于，在“得意忘言”中语言没有自身之独立价值，而“得言忘意”正是为了实现此种价值。杨梓史诗艺术的构型过程是在一种感性媒介中进行的，它使创作超出了自身之意义。

杨梓史诗的创作，在外在形态与内在意蕴的结合上十分和谐统一，他对史诗架构的艺术感觉、心理分析的融入，更是一种形态、流派或风格的引入。此处之源，有一部分应该是作为史诗的叙述文本，必对历史世界有着客观的选择、描写与表现，虽是史诗，但可能有主观感觉的表现。民族历史文化史诗之问世，对于杨梓来说有一个过程，从艺术感觉到心理分析，其间经历了新世纪文化跨越前后一个比较开放而百舸争流之时期，如此心理分析与艺术感觉融合之创作，就接受者而言，也有着易于接受之基础。在民族历史文化史诗中融入艺术感觉、心理分析，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尚不多见，此可视为一种新的美学光环。杨梓在把握史诗的艺术感觉、心理分析、审美印象的创造上确实非同凡响，时空交叉、思路跳跃、通感运用与着力表现艺术生命的奇幻瞬间方面都颇为娴熟。无论是意象的重叠与动静或多层与变动，均使史诗在逻辑性与造型上得到前所未有的紧密融合，水乳交融，同时具有史诗内在之活力——不再是只有一种解释，而是在深处可有多种解释，在广处可以超越史诗本身。

恩斯特·卡西尔说：“艺术不是印象的复制，而是形式的创造。这些形式不是抽象的，而是诉诸感觉的……然而艺术和艺术家必须面对和解决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艺术和艺术家既不是生活在概念世界中，也不是生活在感觉世界中，而是生活在自己的王国中的。我们如果描述这个世界就必须引进一些新的术语。这个世界不是一个概念的世界，而是一个直觉的世界，不是一个感觉经验的世界，而是一个审美观照的世界。我认为我们应该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康德的定义：美是在纯粹观照中使人愉悦的东西。这种审美观照是客观化总过程中新的和决定性的一步。”（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166页）按照卡西尔的意思，诗人创造的史诗的艺术王国应该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形式王国，它并不是一个由单纯的颜色、声音与可以感触到的性质构成的世界，而是一个由形式与结构、旋律与节奏构成的世界。从某种意义说，展现民族历史文化之史诗，最终均是语言、感情、思想与造型，这些都是特定意义上的语言、感情、思想与造型。杨梓十分注意在这部民族历史文化史诗中表现的语言、感情、思想与造型怎样从其他一些语言、感情、思想与造型中发展出来；让诗人感兴趣的是如何去作审美观察：直接从某种状况或印象中产生出的语言、感情、思想与造型，服从于历史记忆的影响与由想象力所提供的综合能力，如何转化为另一些语言、感情、思想与造型，如何重新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如何一次又一次地飘忽不定，由于一连串的历史记忆而发生变化；由最初之感觉所产生的语言、感情、思想与造型怎样导致另一些语言、感情、思想与造型，如何越来越出神入化，如何把相同真实的历史印象、把关于未来的梦想同关于现在的思索连接在一起。心理分析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向：某一个部分最适合对造型的刻画；另一个部分最适合的是现实世界关系与日常生活的冲突对造型的影响；再一个部分最适合的是感情与思想的融合；最后一个部分最适合的是对语言与行动的分析。

杨梓最感兴趣的则是史诗艺术综合的创造形式，它的形态、规律，如果要用明确的术语来表达的话，那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列夫·托尔斯泰评价时所说的：“这就是心灵的辩证法。”〔《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下卷（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261页〕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心灵的辩证法”这一术语极其精确地概括了托尔斯泰创作才能最突出的特点，此处借其意用以评价杨梓，因杨梓同样善于深入民族历史文化之深处，通过多变的心理过程与自我意识搏击来发掘史诗之内在本质。他独具的此种艺术才能固然有其天性禀赋之一面，但更重要的是他为了探求历史的真理和人生之意义，总是锲而不舍地进行自我思索、自我观照。正是这种自我观照使他的观察力变得十分敏锐，内心的祈向“教会他使用洞察万有的目光来观察人们”，因为“谁要是不从本身研究人，他就永远不会对人们达到深刻的认识”〔《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下卷（一），第268页、第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