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境中的历史选择
在《在此岸伐倒彼岸》里，我们看到的是党项人对家园渴望的落空，被外族势力追杀之无奈。《待命》则是国相张元带着几十号夏兵奉元昊之命在萧关待命。他们把进兴庆府的希望寄托在元昊的一声命令之上，因为路途遥远，如果去掠宋境的牛羊，几十号人马岂不是自投罗网；如果打道回府，元昊怪罪下来岂不丢了性命，况且无法实现他们的心愿。于是他们派人去镇上买酒，不到半个时辰就买回来三坛酒。夏将张元久久地抚摸着酒坛，脸上掠过一丝微笑，他透过高原的阳光，仿佛看见一队汉人走来，一辆驴车上装满了酒，并看见走在最前面的是自己的父亲，他看见了吴昊的妻儿，看见了他和吴昊的几十号家眷，向萧关走来。此处之待命不是待命，而是一种希冀。宋、西夏尽管对峙过，但都是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是一块“桃花石”。作品采用剧诗之特性与人物对话方式，突显了历史事件发生的氛围，思想的极度抽象化，使其成为一首名副其实之意味造型之作，对历史世界进行了高度凝练的概括。诗人的构思非常奇特，作品把人们引向对历史人生、历史生存的思考，在此方面，充分发挥了作品的意味造型之功用，以便能使读者不局限于历史生存世界中的具象之事，而看到历史人生之最高意义。作品又没有使人们离开历史生存境遇，并且将人们引向了对历史生存境遇中“待命”意义之追问。在此方面，诗人以具象叙事符号激发人们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思，同时警醒人们以历史世界观照现实世界。此结果就是抽象与具象之融合渗透，使《待命》的特性更突显、更真实，玄远犹在目前。抽象的意味造型叙事将作品的历史意义提升了，具象叙事将抽象性的意味造型意义阐释了。因而诗作让接受者既有身临其境的历史现场感，又体味到作品的超越性历史价值，由此成为抽象造型与具象叙事融合之佳作。可以说，《西夏史诗》正是以其独具特色、幽邃深远的艺术魅力感染着读者。
《西夏史诗》中的历史世界斑斓多姿，意蕴深厚。诗人的最巧妙之处是从历史中发掘与提炼出最富意味的意蕴，并将其凝聚为抽象性的造型，融入具象写实的符号，并将此作为建构史诗的主要手段。西夏几乎跨越了整个中国西部，链接着西部高原、黄河、祁连山、贺兰山、沙漠、戈壁，直至青藏高原，党项各部落为吐蕃势力所迫，进行了艰难痛苦的大迁徙，为自己的生存而不断寻觅着生活资料。在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各部落势力之间及与其他部族势力之间有刀兵相见，也有相互合作，一代又一代西夏人穿越历史隧道，长眠于茫茫戈壁、莽莽群山或苍苔败叶之下。《西夏史诗》所描绘的以党项人为主体的西夏部族，显然有着多种意义指向。就个体而言，它表达的是历史的命运之途，历史的精神与文化生命之途。《西夏史诗》暗示人们：当个体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不拥有自我命运主宰的权力，一任历史力量的支配而无法选择或根本不能选择时，生命、家园、精神之颠覆无法避免。西夏各派势力经历了决裂与共同抵御外族，明知迁徙、前行无路，却仍付出生命代价，在追寻家园理想信念的燃烧下，产生了更大的热忱，决心担负起创造美好未来的重任。西夏人坚信自己的方向是正确的，一定能顺利抵达幸福生活的彼岸——他们在阴翳中努力保持辨别方向的能力，坚韧地向前挺进；他们经历九死一生的磨难，奄奄一息地爬上一座座山峰之顶；他们遥望人寰，却无法回到人世间。其结局的悲惨，昭示着这样的道理：尽管有着英勇、坚韧、无畏的追寻家园之精神，但一旦处于无法选择的历史命运之中，生命的英勇、坚韧、无畏也就附着在无望的目标之上，只能成为殉道者而无法使生命获得拯救。
就人类而言，《西夏史诗》除了写民族历史文化的厚重与精神的深邃外，还写了部族生存之迷误、文化之迷误。西夏之建立，毫无历史衍变之科学依据，立国者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此一历史推衍必将造成人们生存之困境。党项人很早就意识到此一点，“党项又见同阿妈避难的溶洞/灵山北麓落水潺潺的溶洞/兰湖旁边众芳菁菁的溶洞”，这些都是他们“永远的精神的家园”，“党项啊 流浪了万年的圣猴/火神艾旦丙唯一的儿子/屡受妖魔克虏和苍狼的迫害/让你承受众神承受不了的委屈和耻辱/让你成为苦苦寻找夜晚的白昼/让你历尽磨难创建家园创造部族”（《天地一色》）。党项人是把天地当作生存家园来追寻的，这使党项族留下一曲“生命挽歌”。正是此种精神，鼓励着他们的豪情壮志，也使他们对自身生存缺乏清醒的认知而狂妄地推衍历史命运。史诗集中描写了党项族人之困境与无奈，他们将自己置身于无路可走的绝境之中不能自拔，正是对人类此种狂妄无知、推衍历史进程的嘲弄。党项人之厄运正是西夏人之厄运。这是对漠视历史进程中历史科学规律的一个巨大警告。党项人都是受害者，像中了魔法似的迁来徙去，就是苍天的惩戒。《西夏史诗》对人类生存与文化发展的把握，是有着现代人在思考人类的生存和文化发展时的恢弘气势和清醒认知的，它借党项人之命运，将生存迷误与文化迷误对人类的威胁反馈给了人类。故《西夏史诗》也是一部叙述人类之生存迷误和文化迷误的悲剧性史诗。
《西夏史诗》对历史迷误之表达，是对历史世界更为深远也更为内在的表达。对造成迷误历史原因的表达，就是对世界较为直接之描摹与阐释。《西夏史诗》所写历史是宋代时期，尽管向前延伸到创世，向后延续至今，但集中于西夏建立的189年间，此乃中国西域一个一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之巨变时期。党项族首领拓跋氏因大宋历史巨变，为建立王权统治，造成部落大迁徙，各派势力争夺地盘、刀兵相见，西夏王国终被推翻。“所有的秋风都诉不完国灭的惨烈/所有的暴雨都洗不掉脸上的灰烬/所有的黑夜都挡不住逃亡的脚步/所有的江河都流不尽满腔的血和泪水/死里逃生的西夏遗民散落各地/被铁蹄扬起的灰尘层层掩埋/但埋不住一个部族生生不息的力量/和一双双金光闪烁的眼睛”（《百年预言》）。生存资料的极度贫乏与精神世界之极度畸变，成了党项人的日常特质。可党项人正是在动荡中生存，在动荡中涅槃。除了在动荡中找家园、求生存，他们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所以，《西夏史诗》既是一部赞颂党项人“生生不息力量”之史诗，也是一部讨伐那个历史时期王权专制之史诗，它是将那个历史时期送上人类理智法庭进行审判的一次证据确凿的指控。在此方面，作品的不少地方均有明示。无论是外部的战争，还是宫廷之内斗，终遭灭亡的是党项人的生命。理性与非理性的力量钳制着党项人之一切，有如梦幻一般，日复一日地扭曲，任谁有美丽之憧憬，皆不可能成为自己所希望成为的人，像虬蔓附体，不能自拔。党项人无家可归，四处逃亡，普通人不能成为正常之人，英雄不能成为正常的英雄，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他们的生存之地。此皆说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生存环境，人常常无法抗拒那种强大的异己力量。《西夏史诗》中此类图式显得辛辣、尖锐和严厉。它没有给历史进程中荒谬之年月统统套上辉煌的光环，而是将它呈示于当下，让接受者去反思、去分析、去批判。它主要传达的历史意蕴是意味性的，以“迷误”作为作品之伏笔穿插其间，在抽象性意味造型叙事的历史世界婆娑闪烁中，不断地闪现着时代之剪影，以富于特征性的丰富细节、图景，将一个历史时期的某些荒谬揭示出来。如此庞大、精湛的一部史诗作品，既有对历史世界之思考，又有历史世界之多彩呈现；既有对党项人生存之宏观把握，又有对历史世界之微观捕捉，是对史诗作品表达历史世界审美功能之极大拓展。
总之，民族历史的史诗创造，是杨梓在诗歌美学上不断追求精进的一个自觉的美学果实。杨梓的诗歌审美世界由两个维度共同维系：一个是远距离审美与抽象造型叙事，一个是近距离审美与具象叙事。意味造型统领着这两个维度，它们相互融合互渗，展示着一种无限广阔的审美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