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性氛围中的景观

《西夏史诗》是一个庞大的喻象造型世界。诗人作为史诗的主人公，仿佛历经天堂、人间和地狱三个世界，创建了它的审美造型机制，暗示着个人与人类怎样由历史的苦难向着理想世界超升。在史诗中，意味美学造型与理性精神对诗人之能指意味着美学与理性精神对人的引领，表征只有在美学与理性精神指导下，人类才能进行省思而醒悟。《西夏史诗》实际上是一部在当代神性美学氛围之中创造的经典史诗作品，就其喻象之建构规模、意味之深奥来讲，在当代诗歌美学史上几乎没有可与之媲美的作品，因为其自身就建构了一种独特的意味造型美学景观。

这部史诗由传说、梦幻、历史事象、历史生活构成。其中，传说与梦幻不言而喻成了意味造型的有机成分，就连其中的历史事象和历史生活也受到诗人喻象思维之笼罩，放射着意味的美学光芒。此梦幻世界，是他内在时空幻觉的营造，或者说，是杨梓诗歌美学中的一种诗学视野，并通过此一视野，将其融入精神整体与激情之中，揭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历史真理。诗人把历史与诗学储存于大脑中，去粗取精，升华为一种美学信仰。此种凝聚，不但使这些历史事象与历史世界保持了它们作为史诗内容的丰富性与连贯性，而且完全保持了它们作为历史世界的具象描摹的基本性质。故，它们仍具有具象造型叙事的鲜明特性，以具象造型叙事来呈现历史社会之境况。那些在不同章节里反复出现的历史或历史的情景描摹，以具象叙事方式对史诗外之片断性、零散性、复杂性的经验世界进行融合，以诗句排列组合方式，营造一种内在时空的梦幻，正如戏剧场景也是一种幻象一样。诗人将它们融合在一起，使史诗在整体审美构造上有一种连贯性与连贯价值，所以《西夏史诗》是一部整合民族历史生活的诗学画卷。

杨梓在建构意味造型的美学系统时，对历史与生活之整合，对封建历史丑恶之批判，对封建历史时代各部落势力之间斗争之揭橥，以及对地理诗学和历史生态变化之追寻，都在具象维度上进行叙述。特别是对党项、西夏的神话传说、史料、风土人情、典型事件，以及对党项部族家园的追寻、创建、焚毁、再追寻的苦难历程等的精彩描绘就是鲜明的例证。曾经，那是充满美丽愿景与希望的西夏世界图景：“日月楼已经醒来/几声轻微但很遥远的咳声/试图唤起雄鸡的一片啼鸣/野利仁荣打开面南的房门/满目的青草送来泥土的芳香”（《创建文字》）。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画面啊！“他拉开东面的丝绸窗帘/迎面扑来的黎明把一桶清水洒在地上”，他伫立在窗前，望着太阳把酒洒在饯行的白云上，一点一滴地把他浸透，从血管涌到他布满沧桑的手，栖息于每一个犹如符篆的文字上，让他依旧凝视东方，在冥冥之中超越现实历史和梦想。他伸手梳理了一下头发，一股熟悉的香味从身体飘出，嵬名元昊造出第一个字时的那场大雪又在日月楼的汉籍上纷纷扬扬。创建西夏文字，是诗人创造的没有历史对应物的意向性客体，诗人的创造与意味性建构的造型指向关系，皆是一个美丽的象征性客体。故野利仁荣创造番字的五年时光全是幻觉，是在纸上创建一个王国，然而历史十分残酷。诗人写道：“一部用番文翻译的汉籍/正被阳光照出树叶上的斑点/番字是元昊和他模仿汉字而造/笔画却比汉字更多/他的心头一阵战栗/复杂的西夏文字与单纯的党项话没有融为一体/似乎注定了一个王国的神秘/和一个部族的命运”（《创建文字》）。此前后史诗的心理造型对比，整体性地透视了西夏历史之变迁。

寻求民族之历史，《西夏史诗》当有十分成功之描述。杨梓是生活在尘世的诗人，其《西夏史诗》是超越西夏历史的史诗。史诗要在人类的认识高度上来审视历史，这正是诗人对历史的深刻体认而产生此动力的结果。从此一方面来讲，像《西夏史诗》这样的鸿篇巨制，在整合传说、梦幻等叙述当中仍然包含着具象造型叙事，此正好揭示了诗人特定的审美思路：《西夏史诗》是无法用具体故事（如普希金《欧根·奥涅金》）描述的，必须从总体上把握史诗之叙述框架，如具象造型叙事结构，将它看成一个局部性寓言、一个总体象征性结构，史诗才可能获得真正的阐释。史诗的每一个细节，只有纳入到这个整体象征性结构中才能获得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杨梓是以民族历史文化为根基而进入诗学层面的，史诗叙述是以具象为造型基础展开审美再造的。其中，西夏历史被升华了，具象造型叙事也被提升了，但民族历史文化精神的显现，总体上是不完整的、残缺的、截取式的，它形成的是一种斯蒂芬·欧文所谓的“断片的美学”。《西夏史诗》对历史的复现只能以断片形式、以象征性的具象叙事形式、以个别的意象形式表达。这可能就是杨梓史诗意味造型叙事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