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熔铸与本我之踪迹

饮水思源，杨梓在丰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语境中，既没有按部就班和链条式发展，也没有脱离民族传统文化精神，虽是破“壳”而出，但在意识、灵魂、情感上表征为融合统一，相对于现代文化审美意识，受惠于民族传统文化表现出的划时代的人文精神背景却一目了然。当然，现代世界之孕育不可能切断与民族文化传统这一母体连接的脐带。任何另辟天地、重开智慧之河之努力与激励，仅仅是一种精神、意志而已，而现实世界密不透风。民族历史文化是《西夏史诗》之源头，其固有性、承继性是客观的，乃历史本身之运演，不同形态的传统文化均与具体的地域性相关联。人与自然之关系，人与社会之关系，落实到某一具体的地域，相应的文化形态便可孕育而生。人，作为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之合一，在与文化的物质、精神两个方面的关系中，既是载体，又是创体。民族历史文化精神之所以能够延续，就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主动与不断对其发展创造，否则，历史文化绝不会有以往的辉煌与后来的艺术脉络之承继。杨梓面对这样的文化，强烈地表现出一种史诗意识与意志精神。一般而言，诗人的灵魂意志与史诗精神是高度融合统一的。恍惚间，诗人对历史的物质与精神存在产生兴趣与疑惑，心理的、灵魂的行为、情感意识顿感震颤，在失去往日历史记忆的内心震颤中寻求安宁的栖息地与精神漂泊之彼岸。诗人在《永远的昭示》中写道：“在通天的默鲁山与太阳亲切交谈/在狰狞的夜森林与兽群饮血茹毛/在旷远的大草原与野牛同歌共舞/当她们创造了第一个神奇的符号/话语的历史就成为一种纪念/直抵永恒的永恒”。真理一经确立，绝对而永恒，至高无上。这里，一方面，历史的物质与精神存在与人的自由天性、本能欲望之矛盾日渐激烈，因历史物质与精神存在而建立的史诗模式、审美价值观念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精神意识方面失去了支撑点；另一方面，人们对自己的心智更加顾影自怜，杨梓通过《西夏史诗》，在对人们心智的开掘、发现与梳理、规整过程中，越发觉得今天人们的命运不掌握在今天人们的手中，未来的命运之神是谁，亦无从知晓。历史精神，虽较过去迸射出重重光彩，灵魂感与生命意识却更为深厚与沉重。

杨梓从伤痕文学、朦胧诗、寻根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中一路走过来，开始面对中华文化沃土沉思，传统文化外在、内在的物化，使他对其产生浓厚的兴趣，他深感自我精神世界需要进一步扩大和凝聚，要在对古老文化传统的反思、剖析和艺术表达中去转换一种当代文化型的个体精神存在。他在《杨梓诗集·跋》中说过“我喜欢屈原、陶渊明、杜甫、李商隐，也喜欢艾略特、帕斯、马尔克斯、艾特玛托夫，还有梵高、贝多芬、萨特、海德格尔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条大河，我只取一瓢饮之”。通过诗人提供的这份中外文学的大师名单，我们足可以看出，以魔幻现实主义、存在主义、非现实主义等为特征的诗人、作家、哲学家全在诗人的视界之内，可见其极为符合杨梓的文化“口味”。从《西夏史诗》的审美角度而言，其外在的文化营养补充，既符合了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杨梓与接受客体的创作与审美习性，又极大地满足了杨梓更新自我、捕捉奇异、希求创新的心理与接受客体对新文艺现象渴望之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杨梓在《西夏史诗》题旨的把握上是要对民族文化作整体性思考，现实世界生存环境中的困惑与迷惘要在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系统中去追索解脱、澄清之钥匙。将史诗之根植于古老的西部文化沃土中，有助于解开一些决定民族发展与人类生存之谜。杨梓对自己创作思路作出如此之安排，此与朦胧诗等诗派已相去甚远。杨梓深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根就是《西夏史诗》之根，就是民族地域文化之根，根不深则叶难茂；杨梓也知道他挖掘这个根并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与地方理念，而是对西夏民族的重新认知，是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之苏醒，是一种追求与把握人世无限和永恒性的对象化表征。杨梓对自我精神世界重新予以观照，在民族精神和文化特质方面进行一次重铸与自我镀亮。在《西夏史诗》中，诗人不动声色的描述和对民族文化高屋建瓴式的表达，使史诗建立在中华大地上一种隐喻思维和表达方式之上。此种方式无论是对史诗的风格还是对史诗之内容都至关重要。在这里，最要紧的就是诗人的直觉与此直觉在特殊物质中的具体化。对于杨梓来说，史诗之色彩、语词、韵律和节奏等不只是技术手段的一部分，而是史诗创造过程本身之必要因素。在这部民族史诗中发出的每个声音、每次隐喻转折、每个意象之叠加、每首诗的节奏之跳跃都是一件艺术品的独立单元。在每一种语言行为和每一种审美表达方式中，我们都能发现一个鲜明的目的论结构。在史诗的任何一个部分的叙述中，各个主角都真实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每一句个别的人物对话都是首尾一贯的结构整体的一部分。史诗的语词的重音与节奏，人物声音的抑扬顿挫，人的面部表情，人的身体姿态，全都趋向于一个共同的目的——使人的性格具体化。史诗中的意味造型，凸显诗人的语词以及语像结构之功能。它是由造型、声音、韵律构成的，而这些造型、声音、韵律正如同戏剧诗体（如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作品一样，结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西夏史诗》的每一卷中，我们都能够清晰地发现此种具体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这实在是一种很奇特的诗趣。亦由此，《西夏史诗》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

《西夏史诗》对地域性、民族性文化传统的揭示后面，是对理念形态内部机制的揭露，绝不是民族传统文化风俗之展览、仿古之描摹，而是有着精神重铸与自我镀亮的现代审美意识观照，是诗人欲释放现代审美理念之热能。因为在审美判断中，我们并不涉及客体本身，而是涉及对客体的纯粹客观观照。审美的普遍性意味着审美主体不是局限于诗人个人之范围，而是扩展到全部作品的接受者范围。《西夏史诗》的想象并不是任意捏造事物的形式，而是以真实的形态向我们展示这些形式，并使这些形式成为可见的与可认知的。诗人选择西夏历史的某个方面，此种选择过程同时也是客观化的过程。当我们进入了诗人之透镜，就不得不以诗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从这个特殊的方面来观察世界。这个方面并不是瞬息即逝，而是借助《西夏史诗》已经成为经久不变的了，且一旦以此种特殊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就一直以此种形态来看待它了。《西夏史诗》对民族历史文化传统进行了美学上之再认识，对现实世界中较落后的传统文化因素与国民性及文化深层心理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乃至唾弃。从哲学观念与史诗的主题来看，《西夏史诗》对过去文化历史有着较强的内在承继和批判意识，抒情主人公造型之情思宣泄表现出英雄主义倾向，在传统民族文化面前表现出极强的革新意识；同时，又对古代文明与文化充满深情而沉迷；英雄化，反英雄化与自由化，思虑较多的是抒情主人公造型自身之生存境遇与生命释放的价值和意义，这是现代诗人自尊自重、平民意识提升的结果，是把兴奋矛头最后指向人本身的一种必然结果。

《西夏史诗》在审美形态、诗体架构、语词组合上，既容纳了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应目、会心、畅神、凝神、虚静、澄怀等范畴，也涵盖了现代西方美学中的人化、我思、自然实体本体论、意志冲动、生命本体、存在时间与空间、生命感性等概念，这些均对其直接产生影响。可以说，在《西夏史诗》中，诗人很善于博采中西方现代诗歌美学诸流派之意绪，形成了自己的史诗特色与主张。在杨梓那里，诗充满着一种神奇的力量；史诗之创作面临着古老民族文化的渊谷与现代西方文学的朦胧雾罩。在精心绘制史诗性的审美蓝图之同时，荷马、但丁、歌德、艾略特、帕斯、聂鲁达等的影子偶然隐现其间，特别是英国现代派大诗人艾略特的著名长诗《荒原》。《荒原》虽不过几百行，但它在内容与诗歌造型艺术方面均为世界诗坛带来崭新的气象；它不仅震撼了西方诗人之心灵，也很快地波及到焦灼思考国家与民族命运的中国觉醒诗人的精神世界，在诗歌艺术上狂热疯癫的形而上追求中，其神奇之手在隐隐召唤。杨梓从1995年开始创作《西夏史诗》，2004年完成8卷13500多行。一俟我们悉心观察便会发现，该史诗极大地体现了现代性、民间性、抒情性、叙事性等审美特点。现代性的灵魂体验、感觉色调、崇尚本我和梦幻意识均融合在《西夏史诗》之载体里，诗人的哲学观念、审美意识的表征均充分地体现着。每一卷的开卷诗，假一种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诗句，一是起着在全诗的各章节中拓展诗歌艺术张力的宽度与深度的作用；一是在各种叙述场合下，意识能够观测到通常完全隐藏在无意识中的本我之活动。意识在诗中的拓展是反思的，并且不干预造型的感觉活动，但还是能够暗中探测出本我之踪迹。支配这些行为的不是意识，而是无意识中的东西，是本我，是在诗人描写的各种场合下部分渗入意识领域的审美心理知觉。杨梓注意到，深层状态中人的行为有时也部分地受无意识的心理支配。我们的日常思想不仅取决于已被意识到的自我，也取决于隐藏在潜意识中之表象和已被意识到的表象之融合。“天空的灵魂大地的肉体/光明的元素　黑暗的形象/光的史诗　气的颂歌　水的舞蹈和土的岩画/以及火的紫莲/温暖的月城里的石头/你在建设一个梦幻的家园”（《横空出世》）。这些，都可视为是杨梓哲学与艺术灵魂之写照。所谓的哲学与艺术灵魂，最接近于严峻性、古典性与现代性，即本质上表现着平静、单纯、简洁与凝练——最高的强力感集中在古典与现代范型之中。它来自对生命之最丰满的自持与支配，它是生命的原始解放而又有现代性释放的某种节制；它是黑暗与光的对立，又是肉体与灵魂之统一。诗人以自己对“建设一个梦幻的家园”的审美状态的认识为出发点，以人类世界之存在为指归将生命之强力状态与存在进而与哲学、艺术灵魂联系在一起。审美状态是诗人自己投身于其中的领悟与活动，诗人不是外在世界的旁观者，而是始终处在审美状态之中。诗人由此得到一种对历史世界之澄明关系，一种置身于历史世界之中的可见之物的“期待视野”（德国当代美学家姚斯语），审美状态就是诗人之瞻望。在审美状态中，诗人眼中的一切都是清晰可见的，他将审美状态与哲学、艺术灵魂融合在一起，使之成为意味造型状态，这一融合是在美学视域中实现的：将史诗的艺术与历史世界融合的视域。凡是艺术之最高形式，凡是艺术作为哲学与灵魂而被把握的地方，诗人就必定回到生命显现之原始状态。永恒的艺术总是体现着永恒的风格，永恒的风格揭示生命和世界存在之原始状态，生命与世界的原始存在状态就是审美状态，在审美状态中，世界之存在清晰可见，而世界存在之显现就是美，美聚天、地、神、人于一方。在此，美学、审美状态、史诗艺术、世界之存在、美等以哲学与艺术灵魂为核心，融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而美作为世界之存在之哲学显现与史诗艺术达到了统一：艺术是哲学自行置入史诗作品里的，而美是哲学在史诗作品中之显现。这就是说，把《西夏史诗》之审美形态简单概括起来，就是浑厚、丰满、单纯、逻辑、永恒、美，这既是哲学与史诗艺术风格之特征，也是杨梓创造的意味造型的美学特征——凡是本我特征显现之地方，就会出现本质丰满的诗的艺术造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