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型建构的意义
首先，杨梓诗歌在意味造型中采用的喻象建构、喻体建构与喻义建构之对应、分离，为我们理解他作品之多义性提供了最充分之可能性。意味性造型之含义并非造型自身固有之意义，杨梓又只创造了喻体，而将喻义留待接受者去参与解读，如此，接受者必须展开自己想象之翅膀方能翱翔，在翱翔中才能去领略与追寻意味性造型体系背后之喻义。而当接受者从喻体造型出发，去意会喻体造型暗指之喻义时，不同接受者在自己的想象中得出不同的体验在所难免。为什么对杨梓的《骊歌十二行》中的许多作品，我们不能认为断定准确，就是因为诗人没有指明“乡”意味着什么，才给了不同接受者得出自己结论之机会。如果诗人点明“乡”即精神、文化根脉，接受者对它的阐释差异就不会大。因此，对杨梓诗歌美学意味性造型阐释之难度，首先与意味造型中喻体与喻义之特殊关系相关联。
其次，即使在杨梓诗歌的某些意味造型创造中已经给定或提示了意味造型之喻义，此也不能保证接受者在意味造型理解中不出现差异性。给定喻义，只解决了意味造型理解中的一个问题，即不再推断喻义是什么，但不能保证接受者还会在此种喻义的诸多特性方面取得一致。因为杨梓的诗歌意味造型创造还存在着另一个基本特性：高度的抽象性。诗人可能说出了喻义，但说出的那种喻义是抽象的；诗人可能为此种喻义之表现创造了相对应的造型，但诗人创造的造型是特性化的。结果，抽象之喻义由于只是用特性化的方式暗示出来的，仍然缺少具体实在的社会语境之限定，因而在被读者理解时，还比较容易出现不同读者的不同想象与解读。譬如《大荒蔓延》对绿色田园与家乡之赞颂，对环境破坏之批判，是符合作品实际的。因为从单纯物质追求与城市的扩张化这个过程看，均是写“我”对绿色家园之追寻。可是，追寻绿色家园是为了什么，却是见仁见智。或说是追寻传统文化，或说是追求返璞归真之自然力，或说是追求田园文明之实现。就后一点说，因为人类已经在城市化扩张中走得很远了，那还能不能实现这些宿愿呢？此是对人类的一种严峻考验。所以，能不能挽回这些已经失去的美丽自然与绿色家园，仍然是一种探险。
《骊歌十二行》的诗歌美学造型创造越是隐藏喻义不言，越是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其意味造型之解读越是复杂多样。特别是当意味性造型接近某种符号之单纯时，此种解读上的复杂性就更为明显。因为，借用此种符号表达某种思想意念之可能性增大了。总之，杨梓诗歌美学中隐晦与抽象两大基本特性与意味性造型密不可分，这也导致接受者对意味性造型之接受与解读拥有一片非常广大的自由想象空间。
关于诗歌与时间的美学关系，杨梓认为时间与人之存在因素密切相关，而并不存在实在物那样的时间。诗人在此也提出了在空间与时间上延展的美学观。在诗人看来，人的知识来源于两个方面：感觉与知性，前者使对象呈现在主体面前，后者使主体能阐释对象。在此种美学认知格局中，知性乃使感觉经验被组织起来之根源，而知性中又有若干不能源于感觉经验的先验美学范畴，时间乃先验之美学范畴。另外，从诗中我们还可读出诗人认为在生命美学中，时间与物质运动似乎无关，完全属于主观之审美体验。在诗人看来，时间与空间是分离的，时间是主体之内在审美体验，它是延绵不绝而又不间断的。反之，空间却可以分割与度量，它是外在的、物质性的。杨梓对时间的美学思考很重要，他把时间作为一个抽象美学范畴来思考。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杨梓把时间作为一个具体的与人的生存有关的美学范畴加以考虑，其中有许多值得思索的问题。在杨梓的《时间献诗》中，时间被视作对人的存在之理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处于核心地位。时间既是一种连续的不可逆转之过程，又是规定主体有限性之标志。生与死是人之存在的始与终，因而存在本身就是二者之间之时间跨度。
从《时间献诗》中，我们首先看到，时间是历史世界之表征，时间性就是历史世界性。尽管一般来说时间是连续不间断的，但从杨梓的诗歌中可以划分出历史世界、现实世界与未来世界三个维度。人类的现实世界是敞开的，它就按照此三个维度拓展，唯其如此，人类才能处于现实世界中，进而把握未来世界之可能性并阐释历史世界。所谓历史世界是指人类在当下对历史世界与未来世界之眺望中呈现出来的某种自觉意识与反思意识。我们有必要将个体的历史世界时间性延伸至社群、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历史世界、现实世界和未来世界。因为个体总是存在于社群之交互关系中，历史世界对他来说就是在个体中所意识到的社群、民族乃至人类之时间性。历史世界之时间性说到底就是某种距离或间隔，正因为有时间距离之存在以及时间向未来世界开启之无限可能性，一代一代的人们才有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世界，意识到现实世界与历史世界之差异，并且将历史世界同一个崭新的现实世界联系起来，从而发现这个历史世界，然后通过艰难之探索，把迄今为止仍隐藏在历史世界深处之奥秘揭示出来。如此，历史世界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无数次修正。如此之思考，对于我们进一步阐释与理解杨梓诗歌美学的时间性及其与历史世界之内在关联、解读杨梓诗歌美学与接受者之对话、阐释杨梓诗歌美学文本的历史世界性以及杨梓诗歌美学自身之历史世界性等，均有最大好处或方便之处。
其次我们从《时间献诗》中看到，诗人在时间性之美学探索中多涉及主体时间与客体时间之差异及其关联问题。严格来讲，时间是客观之存在，是物理世界之属性，无论主体是否能够认知，时间均在飞逝。但从杨梓诗歌美学角度与生命美学角度或与现实世界之关系来看，时间乃主体范畴，或属于超现实世界之范畴，或是对生命之体验，或是对现实世界的有限性之规定。的确，我们可以从杨梓诗歌美学角度瞥见不同的时间。诗人有关时间的一些深思，的确值得探讨。即客观的时间倘若不被主体意识到，怎么能体现出历史世界呢？我们承认客观时间之存在，但不能因此忽略了主体对此种时间的直觉与体验。无论如何，那种不为主体意识到的客观时间，也就是尚未处在主体历史世界的意识之中的时间，很难说具有为人所理解的历史世界性。如果我们承认杨梓推衍的一种历史性或“浮现”过去的自觉意识，如果我们认可历史世界在主体对时间距离的把握与体验之中呈现出来，那么，也就必须充分注意到主体时间之重要性。对于杨梓诗歌的意味造型美学来说，主体时间或者说主体对时间之体验，也就显得更为重要。离开了人的时间之体验，历史世界便不复存在。此一点，对我们深入阐释杨梓诗歌意味造型美学的时间性及其与历史世界之间之内在关系显得极为重要。
下面，将对杨梓已出版的《杨梓诗集》（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西夏》上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西夏史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骊歌十二行》（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塔海之望》（作家出版社，2018年）、《西夏史诗》（修订本，阳光出版社，2018年）几部诗歌作品，分别予以阐释。
祸枣灾梨，心固有愧；纰漏谬误，静俟博雅君子之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