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型与审美外衣

《西夏史诗》中人物性格的刻画有着独特的意味性，情节的线索有着极其鲜明的意味造型特性，作品中的意象运用也为意味造型立起了支柱。那么，作品又让接受者如何从中体验到这么做的价值意义呢？比如说，史诗竭尽全力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凸显与强化历史实在中之虚化与抽象而又极力强调历史写实和构建意味造型的完满性，在它之中有意或无意地建构了一条有着能指的“审美线”，要让接受者的目光不仅停留在造型本体上，也要通过这条“审美线”去作纵深与广远的游弋。一方面，《西夏史诗》是一部意蕴深刻、不断被阅读的史诗，从意味造型叙事方面获得史诗之喻义，实属诗人之美学机智。我在长期不断阅读该作品时逐渐感觉到：这部史诗作品，就是以其抽象性的意味造型叙事群像流传于世。关于作品是不是具有寓意性，不在于诗人自己的意图，不在于诗人说出具有寓意性，而在于接受者阅读中的审美感受——得到了诸多说不尽的寓意，如马群嘶鸣、苍狼嗥叫，这些普通的意象恰恰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意义。在古代社会里，生存条件恶劣，人们不服输的特性是很普遍的，党项部落族人都有此种特性。他们拼搏一生，什么也没有得到，但没有被残酷的现实所打垮。董拉从梦中惊醒，原羊堵在洞口，远处的狼群游荡过来；董拉泪水盈眶，心疼地唤醒俊美的小党项：生命毕竟还要延续下去，为生存仍然要不顾性命地拼杀下去。在《西夏史诗》里，此种造型本身所提供的美学思辨内涵深蕴，此种抽象的思辨美学价值所表达的此种感情的共同性也非常凝练精纯。此正说明诗人在意味造型创造方面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诗人有意或无意地取得了自觉的美学成功，更表明意味造型的美学品性不可否认，哪怕是诗人自己出面干预也无济于事。

另一方面，杨梓作为一个意味造型创造的实力派诗人，他的美学目的是综合表现历史世界，不论是写实的手法，还是喻义之抽象方法，其目的总是为了表现历史世界，扩大人类对世界的审美认知，以时代之色调作为美学背景。《西夏史诗》各卷章节之诗题命名，如《白云出岫》《草绿星灿》《天飘地移》《城起高原》《依山荡水》《马驰鹰旋》《风诉雨泣》《红炉点雪》等，是诗人追求喻义性的意味造型效果的一次集中展示。诗题很清楚地透视出诗人自己的此种创作意图：“把握诗歌本质的部分——诸如似有若无，可感而不可言说等，去寻找西夏的原型，寻找诗歌的原型。因为诗歌由原型构成；诗的创作，是对原始意象的激活。”（《寻找原型》）这里诗的原型（题目）皆穿上了审美（意象）之外衣，诗人是想在作品的每个部分的意象中表明造型的抽象状态，使其“似有若无”“可感而不可言说”，在如此的审美旅行中“去寻找西夏的原型，寻找诗歌的原型”，这是一个艰难的审美旅程。但聪明的读者或许能够感觉到在这些范畴的背后有一种深邃的东西需要被激活。促使诗人这种创作欲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西方两大史诗谱系之启发。针对此两大谱系，杨梓认为中国诗歌传统表现的是“具体的共相”，而西方诗歌则表达的是“客体的全部”，面对中西方诗歌这两大谱系，诗人广博吸收，试图使其相互渗透、融为一体。杨梓在《白云出岫》里细致入微地创造了董拉这一女首领的艺术造型，诗人在史诗之开篇中欲以女性造型暗示某种更广大的美学思想内涵，也与这个传奇人物包含丰富的内蕴特性有关。杨梓明显地偏向史诗谱系里所折射的“现在”精神，此使其在确定创作主旨时具有了浓重的写实性，并把作品之喻义蕴含在个性解放、自由无羁与社会文明之上，诗人试图通过意味造型创造，通过审美意象之熔铸，表达文本主旨。他这样做，就是欲从具体的意味造型创造中体现隐藏在历史背后的一个民族的脊梁。但无论怎么说，诗人要用一种整体的意味造型叙事方式建构一部相当大规模的史诗作品之意图，已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