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和基本原理
从古希腊到德国古典哲学的西方哲学传统基本上是一种本体论思维，这种思维把对世界确定性的把握作为哲学的宗旨并以此演绎人的活动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批评了这种本体论思维，他们认为，近代的自然本体论以自然存在为本原和基础，把人及其精神、社会和历史归结为完全受“自然规律”和“自然法则”所决定的“自然过程”和“自然世界”，忽视甚至否定了人的精神和意志的能动作用。由此，“唯物主义变得漠视人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精神本体论，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用绝对精神统领整个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发展，认为绝对精神既是实体又是主体，整个世界的发展不过是绝对精神外化的体现，人的发展也不过是绝对精神实现自身的手段。由此片面夸大了绝对精神的能动作用，完全否定了自然界对绝对精神的先在性，从而把整个世界都看成是一个受“精神法则”和“理性规律”所支配的“精神世界”及“意识观念的自我发展过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表面上看起来南辕北辙，但实际上二者殊途同归，同属于本体论思维，即在两极对立的思维中通过把一极归结为另一极的方法寻求建立世界永恒本体根据和绝对真理体系，并以此去认识和观察世界、思考和处理问题。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传统本体论思维进行了扬弃，创立了实践论思维，即“对对象、现实、感性，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5]。
《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实践思维方式下科学实践观的进一步阐释，并把这种实践首先确立为物质生产实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他（指费尔巴哈——引者注）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6]正是因为费尔巴哈不懂得物质生产实践的重要作用，因而“当他看到的是大批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他便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17]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18]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从物质生产实践去考察自然、社会和历史，这不是主观的臆造，而是历史发展的前提和因素。他们认为，人们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利用和改造自然，生产满足自己需要的生活资料。“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19]这既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类历史的“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20]。这里说的是，为满足新的需要而进行的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人类需要的不断满足和出现，推动着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人类历史的第三个基本因素是人口的生产，即“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21]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家庭关系是唯一的社会关系，人口生产是主要的生产形式，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的生产从属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22]人们在进行这三种历史活动的时候，人与人之间还结成一定的关系，并在活动中不断生产这种关系。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历史的第四个基本要素。
基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四个因素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解释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关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23]也就是说，作为人类历史前提的“现实的个人”和作为人类历史的逻辑前提的“实践”是统一的，“现实的个人”是“实践”的主体，“实践”是“现实的个人”的活动。正是“现实的个人”的实践构成了全部历史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24]。
正是给予这一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以应有的重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一种不同于以往只关注“解释世界”的哲学，他们更关注“改造世界”，这种哲学就是《形态》中所概括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他们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5]
从现实的物质生活实践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首次对他们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进行了表述：“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阐述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阐述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区别在于：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26]
这段文字中马克思、恩格斯尽管是借用了当时德国流行的哲学术语，但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则阐述得非常清楚，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已基本完成。第一，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是整个历史发展的出发点，也是唯物史观的现实基础。“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7]第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人在进行物质生产实践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这多种多样的关系，归根结底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生产力；另一方面是“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产关系。尽管《形态》中，生产关系这个概念并没有十分明确地规定下来，它在很多情况下是用“交往形式”“所有制关系”“所有制形式”“市民社会”等属于来表达，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作为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的思想已经明确被提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28]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形式所代替。”[29]而且马克思以分工为中介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分工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介，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分工的发展，分工的发展进一步导致所有制的变迁。第三，人们在生产中结成的物质关系（即生产关系）是整个社会历史的基础，它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决定了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的性质。“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30]第四，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实践是社会历史发展及社会意识诸形式产生、发展的动力。“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31]“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32]对于这一原理，恩格斯后来评价道：“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33]
综上所述，物质生产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人、自然、社会和历史的钥匙。正是从物质生产实践观点出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辟了人类认识的新境界，从而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根本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正是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它从根本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区别开来。